中国古代地方官学与科举关系研究1田建荣内容摘要从唐末到明清.doc

　　中国古代地方官学与科举关系研究1 　　田建荣 　　内容摘要：从唐末到明清，中国古代地方官学与科举制长期并存，深受科举考试的影响。科举考试使地方官学培养目标与科举选材直接对接，进而在学校科举合流后，又成为促进地方官学发展和普及的基础与力量。特别是地方官学兼有的培养人才和推广教化功能，对促进地方文教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科举 地方官学 社会教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学校考试发展史研究”成果之一。 　　2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专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04-305页。 　　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又称乡学，学宫，是指历代官府，按照地方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早在我国西周时期就有“乡学”之设的传说。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古代地方官学是从汉代开始设立的。蜀郡太守文翁，对于创建郡国学校有倡导之功。现在的四川成都市石室中学就是文翁在西汉初期（公元前143-141年间）创设的学宫的遗存，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及至明清，府州县学遍布全国，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逐渐合流，科举必由学校，凡应科举者必须先在地方官学取得生员资格，地方官学逐渐被纳入到科举的轨道之中。这一方面使中国古代地方官学获得了新的契机而一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同时也在社会上导致了应举教育风气的形成。具体分析和研究古代地方官学与科举考试之间的升沉互动，有助于从基层的维度和民间的视角揭示学校与科举之间密切的关系。 　　一、科举：地方官学生存的目标和基础 　　我们知道，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推行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2特别是曾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过深刻影响。在古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笼络天下英才，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各级官员。这给了科举时代士子们一条颇具吸引力的出路，即“学而优则仕”。除此之外，一般士子没有其他可实现垂直流动的途径，这迫使当时的教育教学目的与科举考试的目的一致，所谓“储才以应科目”。 　　可以说，在实行科举的1300年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学校的学生，都期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科举考试遂成了学校教育的强大指挥棒，指导和操纵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科举的功名就成为学校的目标，科考内容便是学校的教学内容，取士标准也自然就成了学校的培养标准，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在这方面，中央官学如此，地方官学更是以应举为旨归。即使宋代三次兴学、地方学校管理良好且相当普及期间，那时地方官学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学生应付科举考试的兴趣超过了一切”，因为“毕竟人们对教育的普遍看法是准备科举考试。”3至明清两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统治者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条龙”，使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二者浑然一体，难分难解。明清乡试以下的府州县试就是升学考试，岁试和科试则是学校教育进行过程中及结束阶段考核选拔人才的重要环节。如明代，府、州、县学遍布全国各地，其生员招收录取和选拔举送考试就构成了科举考试系统的基础部分。1 　　明初科举考试处于停罢状态时，曾诏立天下府州县立学校学习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分科设教。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令生员熟读《大诰》、《律令》，岁贡时出题试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定为“礼、射、书、数之法”，朝廷除颁行经、史、律、诰、礼仪等书，要求生员务必熟读精通，以备科贡考试外，遇朔望还要习射于射圃，初三十步，加之九十步。此外还要依名人法帖习字日五百字以上，并务要精通“九章”之法。当时，生员的每日功课为：“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晡后，学射。有余力，或习以诏诰、笺表、碑版传记之属。”2可见，明初地方学校其意还重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实用人才。 　　但恢复科举取士后，生员在学期间的平时所学即为“举业”，读经书和练习作科举应试之文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据黄佐《南雍志》卷九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钦定学规：三日一次背书，每次须读“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不但要熟记文词，务要通晓义理。若背诵、讲解全不通者，痛决十下，而每月务要作课六道，计本经义二道、四书义二道，诏、诰、章、表、策论、判语、内科二道，不许不及道数。务必逐月作完送改，以凭类进，违者痛决。 　　根据明代的规定，凡未取得生员资格（俗称“秀才”或“相公”）的读书人，无论其年龄有多大，均称为“童生”。童生要通过知县主持的“县试”，取中后再准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