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谱法中求实际与慕虚荣的矛盾观念-南开大学.doc

清人谱法中求实际与慕虚荣的矛盾观念 —、前言 清代人纂修家谱活动中，少数人针对传统家谱中某些不尊重实际的观念和书写方法，强调修谱的“信今传后”原则，反对“恶饰”，主张对古谱通权达变，对“削谱”、女性上谱、族源考辨、传记等方面提出改进的主张和书法，从而提高族谱质量，这种崇尚实际的谱法观念值得重视和继承。 家谱的写作由于受到慕虚荣观念及资料条件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学术价值，主要是在族源、远年先人世系、某些传记可能有不实的记载，但是家谱仍然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优生学等学科的资料宝库。 笔者近日研讨清代和当代家族史，希望从意识层面了解家族制度和家族活动，如近作《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清人“养为先务”的睦族观和家族通财观》，《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各界的家族观》等，这篇小文将讨论清朝人纂修家谱的历史，也是谈论修谱人观念上的问题。在先笔者就一些古人修谱不讲实际的现象作出评论，如以《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以明人新安萧江宗谱为例》为题撰文，于1989年提交给陈捷先教授主持的“第五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如今这篇小文，亦将涉及到家谱中的不实现象，不过关注点不在这里，而是想通过观察当时人认识上的分歧，分析人们思想意识上的原因，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家谱的学术价值，在历史上并没有怎么被人认识，人们因其中的不实成分，进而怀疑它的总体的可靠性，近年在中国大陆由于谱牒学的研究、大型谱学工具书的编纂，人们不遑论及它的信史问题，其实不少人是有怀疑的，只是为某种热气掩盖着，本文的出发点与此也不无关系。 清人修谱中对家族史和家族活动中的某种史实反映不反映到家谱里来，有不同的认识和讨论，在实践上也有一些相异的做法，表现出尊重或遮饰史实的两种不同观念，本文将对这种现象作出清理，然后了解各种观念产生的社会原因，进而关注家谱的学术价值。 修谱中讲求务实与羡慕虚荣的不同观念和相应做法，表现在下述诸方面： 二、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