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惠农政策在基层落实情况的调查与思考.docVIP

二、国家惠农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多头多次发放，造成部门发放成本和农民领取成本高。由于各项惠农补贴的性质不同，管理的单位也不同，如财政部门负责粮补、退耕还林、能繁母猪、油料、“家电下乡”等补贴，计生部门负责计生奖励补贴，民政部门负责低保、救助补助，卫生部门负责医疗补贴等。各项补贴发放的依据、要求各不相同，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补一发”，部门多头多次发放、农民多次领取的情况，这就带来了发放成本过高和领取成本不经济的问题。如一季度粮食直补尚未发放完毕，二季度要开始发放农资综合补贴，三季度又要发放水稻良种补贴，这些补贴的发放都要经过政策宣传、打表造册、数据录入、张贴公示、核拨划款等一系列环节，相关部门及乡镇、村组干部常年就在无休止的宣传、发放各种补贴中。特别是山区非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一户仅几十元钱。随着农村金融网点的压缩，部分偏远乡镇的农民补贴要到所在片区的中心乡镇农村信用社领取，补贴还不够往返一趟的路费。与此同时，多头管理带来的多头检查，又增加了基层的行政成本。 　　2、经济利益驱使，使得个别优惠政策变相成了某些部门、企业的优惠政策。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为了提高农民参合率，不同程度地实行行政干预，增加了乡镇行政工作的难度和成本。这种行政干预，在逼着农民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也挫伤了农户的参合积极性。同时，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定，农民看病、报销只能在本乡镇村级医疗点、卫生院、县级定点医疗机构。到上一级医院就医，必须要医院出具转院证明，否则也不予报销。这一规定，忽视了在外务工农民和处于边远贫穷的行政交界地区农户享受政策问题。如笔者所调研的乡镇，辖19个行政村(居委会)，其中有八个行政村距离本镇中心医院20来公里，到周边县的距离才十来公里，农民在医治一般的伤风感冒所花的路费比看病钱还贵，肯定不愿意跑到几十公里以外医治。同时因为生存条件的恶劣，部分边远乡镇有30—40%的农民在外务工，他们生病住院不可能跑回来就医。而在外县看病的，要在规定的时间通过电话在农医办备案，且补偿的比例比较低，直接导致这部分人参合的积极性不高。又如在农机具购置补贴执行过程中，由于国家对享受补贴的农机型号做了具体规定，农户只能到指定的地点购买规定范围内的农机，农户对农机的价格、质量根本无从知晓。这种“暗补”导致购机农户具体享受了多少补贴根本不知道;有的即使享受了补贴，但购机价格仍高于市场价格，真正受惠的是广大农机生产厂家和销售商，农户仍得不到实惠。同时在边远山区县，农户急需购买的小型农机具(如小型耕田机、打谷机)又不属于补贴范围，享受不到国家的补贴。 　　3、由于实际原因，部分补贴问题颇多。 　　一是部分惠农补贴资金到位不及时。由于补贴资金发放工作涉及农户多、工作量大、时间紧，经常出现姓名不符、账号不对等情况，致使农民虽拿到“一折通”，但无法及时取款。此外，按要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综合直补资金要在6月底发放到农民手中，但此时播种已经结束，农作物正处于生长期，造成农民需要钱买生产资料时，补贴却没有下来，没有达到惠农补贴最佳效果。 　　二是良种补贴促进了优良品种推广，但执行不尽合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乡镇不是按良种播种面积补贴，而是将良种补贴资金，按税费改革时的计税面积上粮食种植面积发放给农户的，变专惠为普惠，没有发挥出良种补贴应有的作用。同时良种补贴资金发放的时间滞后，如油菜良种补贴，头年种植油菜，要到来年5-6月份才发放，没有起到真正的良补作用。 　　三是补贴对象欠公平，操作程序繁琐。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经营权发生转移，但承包权并没变化，往往领取补贴款的仍是耕地转出户，真正种粮的农户没有得到补贴，而有地没种粮的农户却得到了补贴。同时，有的农户在计税面积上没有种植粮食作物，而是种植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但是同样得到了粮食补贴。此外，由于粮食补贴政策规定“不得抵扣农业税及附加的尾欠和其他行政性收费”，使得一些纳税尾欠户特别是多年抗税不缴的“钉子户”也能领到粮食补贴款，引起其他农户的不满。 　　四是部分惠农补贴过低，有的后续服务亟待跟进。如生态公益林每年每亩仅补3.5元，而当前每亩林地的租金就达13-15元;油菜良种补贴每亩仅10元;农村低保每人每月仅25-45元，仅为城镇低保的22%，补贴标准太低。同时，农村水利、道路、沼气、农机具等部分惠农政策由于养护责任不落实，缺乏后续投入和维护管理，老化失修严重，难于长期发挥效益，使部分惠农政策大打折扣。 　　五是配套资金过重，增加了农民负担。如以农村水泥硬化通畅工程为例，每公里造价17-18万元，其中上级配套12万元，其余均要由村民自筹，受益群众人均集资约300-500元，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0%以上，个别偏远村寨人均集资高达500元以上，超过当年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