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道的发现谢桃坊.docVIP

儒家之道的发现谢桃坊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道”是形而上的最高的概念，隐微而深奥，难以认识。儒家之道也是如此。儒家圣人孔子称赞弟子曾参于其道“一以贯之”，认为曾参在日常行为中已贯通了儒家之道。孔子的弟子们私下问曾参这道是什么，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是以己之诚心，推己及人；但这并非道之本体，乃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体现的“道”的一个方面。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他从孔子平日的威仪与文辞能见到其道德的显现，却从来未听到关于“性与天道”之说。这“性与天道”当是儒家之道了，但孔子未曾言及，弟子们亦无从而知；它是颇为神秘的。儒家亚圣孟子承传孔子之道，讲说仁义，也未说明儒家之道是什么。自孟子之后，儒家之道失?髁恕Ｋ淙蝗绱耍?儒家之道是曾存在的，它是儒家关于宇宙万物的认识，是关于事物最高的常理，是儒家学说的逻辑的起点。 　　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后，幸存的儒家典籍渐渐传世，其中《乐经》散佚，尚存《五经》――《周易》《尚书》《仪礼》《诗经》《春秋》。汉武帝独尊儒术，《五经》被朝廷确定为儒家经典，并成为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肯定孔子作《书传序》，著《礼记》，删定《诗经》，晚年著《易传》――《上篆》《下篆》《上象》《下象》《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曾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春秋》为孔子作，已见于《孟子?滕文公下》。这样，儒家经师们遂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而儒家之道即存在于其中了。然而此说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周易》是中国古代卜筮之书，孔子在《论语》里曾谈到过。《尚书》是中国古代典、谟、训、诰等汇编的政书，《礼记》是关于礼制的解说，我们从《论语》里仅见到孔子对夏、殷、周的礼制沿革的两则谈话，不可能得出此二书为孔子所作的结论。在《论语》里孔子引《诗经》计十八处，曾教弟子学习，并未留下他删定的任何痕迹。关于《春秋》，司马迁继孟子之后认为它是孔子所作，他杂引《论语》的《卫灵公》和《微子》后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何以见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此判断实出于附会，而无真实依据。从上述可见，《六经》乃中国古代典籍，其中有的典籍曾被孔子作为教材而教授弟子，它们皆非孔子所作。然而传世的《五经》确实又与儒家思想有重要关系，这主要是《周易?易传》、《礼记》和《春秋公羊传》。《周易?易传》是秦汉时期儒家经师解说《周易》的杂著，融入了阴阳五行学说，阐释了宇宙自然生成论及卦象的意义。《礼记》是汉代经师汇集儒家对礼制的说明，以及其他儒家学说，确能表现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春秋公羊传》是汉代经师对《春秋》含蕴的微言大义的阐释，寓褒贬，别善恶，宣扬儒家的正统思想。因有了这三种著作，《五经》才可视为儒家之经典。我们从这三种著作所阐释的儒家思想，可见到儒家将自然与社会政治的联系，礼制规范的意义，政治伦理的思想。由此使儒家学说成为统治阶级社会政治伦理的理论基础。 　　《五经》虽然在汉代立为官学，但统治者最看重的是《春秋》所寓的政治意义；其义在于定名分，寓褒贬，尊王，大一统。这正是汉王朝统一中国后所需要的一种巩固政权的政治理论。董仲舒即以治《春秋》知名，元光元年（前134），他在向汉武帝作的对策中阐述了《春秋》之义。他的三次对策因提出“天人相与”之说，故被称为“天人三策”。他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反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孔子曾谈到天命，却未将它与现实社会政治直接联系起来。董仲舒以天之所施的自然灾害，用以警示帝王，给帝王权力以一种更高的限制，这固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帝王并不完全相信天会谴责的。董仲舒的对策能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是在于：帝王受天之命而改正朔，易服色；帝王之尊乃是上承天意以顺圣人之命；儒家的仁义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最适之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奉行天道则治世永恒。此为帝王之统治建立至高的绝对的永恒的合理性找到了理论的依据。他最后向汉武帝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记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接受了此建议而独尊儒术，造成中国的思想专制，非常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董仲舒发挥《春秋》之义而形成的专著《春秋繁露》更强调区别社会贵贱尊卑的等级，以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为王道之“三纲”，引入阴阳五行之说附会儒家之道。他阐释三纲的主从关系：“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无也。”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