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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时代的内在困境 　　【摘要】近世以降，国人一直将实现“民主与科学”作为未来中国的理想图景。“五四”运动，德、赛二先生被请进中国，正如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所言，“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一切的黑暗”[1]。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确然是一个可欲的目标，但是，民主与现代化是否为不能被反思的超然价值呢？笔者以为不然。同时，对民主与现代化的反思与质疑，不是简单的反对，而是，为了更好地追寻民主与现代化。 　　【关键词】民主；大众化；困境；娜拉出走 　　在传统的宗法社会和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社会，“钱”和“性”是不宜摊上台面的，尤其后者，不为当时社会所容忍。因此，人们对“金钱”和“情欲”的追逐被迫进入潜意识。统治者效法禁欲主义，以道德和神的名义压抑人类的欲望和精神追求，如宋儒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等。 　　随着近世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批以资本为纽带的普罗大众阶层，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反抗神权、宣扬人权的观念深入人心，欧洲开始进入近代俗世社会。 　　张艺谋早年的影片，有个重要的意象，那就是性――“偷情”，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片中的主人翁往往被置身于传统社会即将崩溃的前夜，人们出没于一个少人烟的村落，天空阴沉而昏暗，房屋低矮而压抑，里面时时传来床板的冲撞声和女人的喘息声。张艺谋将神的权威和专制置入世俗的世界，试图解构和颠覆神权。用人的动物性来反抗神性的弊端，起初可能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结果是权威没有了，神圣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动物欲望。人类在挣脱神权和道德束缚之后，却渐渐被自身欲望所埋葬，这应该是现代社会迄今，人类最大的困惑。其实，这也是张艺谋本人的困惑，比较张艺谋早期和后来的电影，可明显感到，其电影内涵的虚弱乃至变质。导演用人的本能和情欲来表达对专制的控诉时，其实也为后来的沦丧埋下了伏笔，因为当专制社会逐步为商业和欲望稀释和取代时，他本人的电影生命也可以说走到了尽头。 　　没有神性和道德的世俗世界，其实就是动物世界。现今人们在表达人性时，往往仅指两种，一是情欲，二是食欲。如果，人性的合法性依据，只能靠情欲和食欲来证明，那此种人性和神权的伪善、残忍、自私又有何异呢？ 　　人类试图挣脱神权和道德束缚，是出于对美好和自由的向往。人性，在此处其实就是寓于自由平等意义间的神性表达，而此种“人性”被推至极端，就会以人性的名义来践踏道德和神圣，乃至最后无可避免地沦为动物单纯的两种欲望。当此种世俗欲望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时，会生发出对人性沦为动物性的反动，塑造出新的神，以及连带而生的专制、伪善、残忍等，从而进入下一轮的禁欲主义。 　　这里体现出多元价值观和理性启蒙自身的局限性，或曰内在困境。有时，传统价值其实就是神圣性，而现代社会的人性，往往走向动物性和欲望。以打碎神圣性为代价的民主、平等，到头来即便实现了民主、平等，等待人们的，要么是绝望的自杀，要么是动物般的疯狂。 　　可是，现代社会的目标却是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富于精神性的追求。有没有一种路径是在矫正神性的伪善、残忍、专制、冷漠的同时，保留或回归真正意义上的神圣性呢？ 　　鲁迅先生曾说，娜拉出走后，要么回家，要么沦为娼妓。回家和沦为娼妓都非娜拉离家出走的愿望，其实现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和那里生活着的男男女女，不正像易卜生笔下出走的娜拉吗？一个古老民族为追求自由、幸福而挣脱传统，走向现代，传统的中国就是我们的家，而现代的中国就是离家出走的原因。回到传统的过去已不再可能，可出走后的中国真的会如鲁迅先生所预言，沦为一个娼妓式的社会吗？出走后的中国和生于其间的人们该何去何从，将是每一个人必须面临的困境。 　　如果有一天，我们如愿步入现代文明国度，其实，人类社会并没有终结，人们渐次从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开始关注自身与内心。人如何过得安宁平和，依然只能倚靠自己，社会的文明与富裕，无从解除属于每个人自身的困惑。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A]//林文光选编.陈独秀文选[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陈碧娟，（1987-）女，汉族，湖北天门人，广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陈潇，（1987-）男，汉族，湖北天门人，广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哲学硕士，研究方向：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