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微微暖气吹.docVIP

大地微微暖气吹 　　这些都是30年以前，发生在我就读的乡村中学的事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定格在发黄的史册，剪影成一幅生动的油画。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神秘、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激情，虽经风吹雨打，却历久弥新。 　　我所在的学校，校园并不大，是从解放初期一个地主的宅园改造而成的，但在当地就是最高学府了。在物质与精神都很匮乏的年代，只有这里才能较真切地感受到一些现代文明，篮球场、图书馆、印刷厂、露天电影场等。这里既是学校，又是集会的场所，经常见到在操场搭起棚子，架起高音喇叭，公社的头头脑脑们对着麦克风，向成千上万的农民传达最高指示和上级文件，或者公审什么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天早晨，我们走进教室刚放下书包，班主任脚步轻快地走了进来，兴奋地宣布：大家到操场排队集合，有中央文件要传达。 　　说实在的，在那个年代，这种集合是常有的事情，大家似乎没有什么新鲜。各班集合完毕后，只见校长站在用水泥预制的乒乓球台上，宣布中央决定从今年起恢复高考。 　　操场上静得出奇，除了校长抑扬顿挫的声音，还有同学们速度明显加快的呼吸声，其他一切仿佛都凝固了。那一刻，大家直盯着校长，就是哥伦布在船上发现新大陆，眼睛恐怕也没有如此专注。那时高考对我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但当时氛围一下子把我愣住了。 　　以往较少有人光顾的学校图书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在书架上封存已久的数理化学习资料最为抢手，图书管理员的地位骤然上升，校外的许多“老三届”找他开后门。的确，这些人都曾有过艰难困苦的心路历程，都曾有过沉寂悲壮的苦辛历练，都曾有过澎湃心扉的如火激情。 　　那年冬天，学校与全国所有的考场一样，走进了曾被拒绝了十余年的全国570万考生。两天后，当我们回到教室，发现课桌的左上方赫然贴着铅印的准考号牌。不久，高校的录取通知发放了。那时，考生对上大学的渴望近乎极端，几乎还没有所谓的“名牌情结”，也不怎么考虑学校名气，只要有学上就行。人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后来，我们这个乡村中学日趋宁静了起来，操场上再也没有见到万人攒动的大型集会了，老师再不提学工、学农、学军的事了，学生也不想这些事，慢慢地也把它忘掉了。记得快到期末考试时，原来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的20多位老师，突然间被分散到几个小办公室里，门框上挂着各个学科教研组的牌子。说实在，对这些“教研组”的名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切感到那样的新鲜。 　　转眼，东风带着解冻的任务又来了。 　　农村对季节的划分是那么的明显，厚厚的冬装已经彻底地脱下，绿色似乎在一夜之间从大地上泛了起来。浓浓的春意，是催耕促种和号角，是万物生长的动力，是给秋天硕果表达的第一信息。 　　全国科学大会刚召开不久，攀登科技高峰的标语和墙报随处可见，郭老那篇《科学的春天》的散文，不仅在广播里反复听到，而且成为师生最为时髦的朗诵篇章了。 　　随着一场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的深入，为老干部平反、给“右派”分子摘帽的消息，充塞着报刊上、喇叭里，使大家如从梦里醒了过来。学校图书馆里有关哲学、科学和社会研究的著作在这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大量涌现。老师上课时不再信手拈来领袖的几句论述，作为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解答，就连讲课声音也柔和许多，也不模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音调了。 　　有次，我们正在操场上体育课，只见罗教师穿着淡灰色的中山装，蹬着自行车从县城开完“摘帽”大会回来。原以为他会兴高采烈一下的，想不到他独自走到校园东北角的一棵大树前号啕大哭了起来。 　　罗老师原来是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五十年代末因为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我们这个乡村中学来的，他的夫人当时也与他离了婚。大学教授到中学当老师的确有点大材小用，但他还是十分认真，平时上的语文课很精彩，也很受学生欢迎，堪称学校的“品牌之课”。 　　乡村能有这样的老师，对他本人来说是不幸的，而对学校和学生来讲是幸运，辩证法有时也显得那样的残酷。 　　这时，校长走了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不惑地问道： 　　“老罗啊，您上午走的时候还不是说，真不敢想象不当右派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现在摘帽了，干吗哭得这样伤心？” 　　罗老师抽搐着，断断续续说道：“会上，局长宣布摘帽的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啊。在我的再三要求下，教育局人秘股查了档案，里面根本没有定我是右派的材料！” 　　“啊！”校长一脸愕然，瞪大了眼睛半天没有回过神来，自言自语：“快二十年了，原来开了个这么大的人生玩笑。” 　　在“最高指示”是绝对真理的年代里，谁让他不识时务呢？这样销蚀青春，撕碎灵魂的人生玩笑，又何止只有在他一个人身上发生呢？罗老师的眼泪犹如一股涓涓的溪流灌入我的心脉，迂回流淌了好久好久！ 　　一年容易又秋风。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