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阿鲁威《蟾宫曲》对《九歌》的接受.docVIP

探析阿鲁威《蟾宫曲》对《九歌》的接受 　　摘 要：在元代嘲屈、抑屈的文学思潮中，蒙古散曲作家阿鲁威却独树一帜，他依屈原《九歌》之体作《蟾宫曲》九首，在对《九歌》继承的基础上，阿鲁威还通过各种形式赋予了《九歌》新的特征。本文主要从结构体制、艺术手法以及主题思想三个方面，来探析阿鲁威《蟾宫曲》对《九歌》的接受。 　　关键词：《蟾宫曲》 《九歌》 继承 　　西方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说：“离开各个时代接受者的参与，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稽之谈。”①屈原以其独立不迁的人格魅力和别具一格的骚体诗赋为历代文人所接受，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每个时代对这一文化都有不同的解读。而在元代对屈原文化的接受中，文人不再以推崇为主调，而是掀起了嘲屈、抑屈的文学思潮。而蒙古散曲作家阿鲁威却独树一帜，仿屈原《九歌》作《蟾宫曲》九首，他在继承的基础上赋予了《九歌》新的内涵。下面主要从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探析。 　　一、结构体制的继承与发展 　　（一）篇目的承继变化 从篇目来看，阿鲁威承屈原《九歌》的顺序依次和之，作《蟾宫曲》九首，分别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和《山鬼》，这九首继承了屈原对“天神”和“地祗”的描写，对于《国殇》和送神之曲《礼魂》并未涉及，打破了《九歌》“天神”“地祗”“人鬼”的完整性体制。而在《山鬼》一曲中，作者除了对山鬼约会过程的描写外，还增添了七段可以独立成曲的内容，如《蟾宫曲?怀古》《蟾宫曲?旅况》《蟾宫曲?怀友》等，这些内容的增加，使得《蟾宫曲》也形成了完整的结构体制，体现了作者借《九歌》抒情的写作目的，赋予了《九歌》新的内涵。 　　（二）章节、句式的变化 宋人钱杲之在《离骚集传》指出：“古诗有节有章”，屈原之赋却“有节无章”②。屈原“骚体”不拘于章法，随情感之所行而行，或铺排，或悲吟，或凄哀，情之所至，笔之所到，自然而然。《九歌》的句式也随情感的变化而长短不一，并且组诗中各个篇章的字数都不尽相同，但每章主要以六言长句为主，又掺和了五言、七言甚至八言。这些参差多变的句式，节奏缓舒，使诗人缠绵悱恻、沉郁顿挫的情感以及回肠荡气的情韵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蟾宫曲》由于受散曲特定体制的限制，各个章节的章法、句式和字数基本上是统一的，除《东皇太一》和《山鬼》的句式是“八五四四四四八八四四四”外，其他篇章的句式都是“七五四四四四八八四四四”，与《九歌》长短不一的句式不同，其以四言为主，节奏轻快，表现出铿锵跌宕的力度，有利于抒发豪迈的情怀。例如《九歌》中描写东君惩除邪恶、保佑众生部分：“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其每句的腰句加以“兮”字，节奏舒缓。而《蟾宫曲》则以“持矢操弧，仰射天狼”两个四言句概括，铿锵有力，将东君那种英雄气势更有力度地展现出来。 　　此外，《蟾宫曲》还继承了《九歌》中对助词“兮”字的运用。“兮”字的运用是楚辞这一文体的重要标志，《九歌》中句句都用“兮”舒缓语气，有利于作者抒发缠绵的情感。而在《蟾宫曲》中，每章只有七句、八句用到“兮”字，这大概也是受散曲体制影响，每句的字数都是固定的，只有在五句以后才能加衬字，而“兮”在这里就属于衬字，这个字的运用也是散曲中的独有之作。 　　二、艺术手法的发展 　　（一）语言的口语化、形象化 《九歌》是屈原对南楚祭歌“更定其词”的结果，由于受楚地巫风的影响，其文辞华美、瑰丽，充满了浪漫色彩。阿鲁威《蟾宫曲》也承继了这一语言特点，运用原诗中的语言进行描述。同时，他也掺入了一些方言，例如《大司命》“除却灵均，兰佩荷衣，谁制谁纫？”一句中，阿鲁威用到了“除却”一词，使得语言口语化、通俗化。此外，在《九歌》中，屈原用清美的辞藻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例如在写湘夫人时，屈原通过凄凉的环境描写来衬托湘夫人的相思之痛，用形象的神态描写来直接表现湘夫人等待的惆怅，而这些描写方法都被阿鲁威所继承。此外，阿鲁威还善于运用精确的字词来塑造人物，如“促江皋腾驾朝驰，幸帝子来游”一句中的“促”和“幸”，《广韵》中解释“促，速也”，是“急促、赶快”的意思，在这里，作者用“促”来形容湘夫人腾驾动作之快，从而来表现其内心的急切期望。而“幸”字是“希望”的意思，这一字巧妙地将湘夫人的等待与寄托表达出来，将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香草美人”写法的运用 “香草美人”是楚辞的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这种手法具有政治抒情的作用，阿鲁威也继承了这一写作手法，他多借用《九歌》中的香草名称，如“秋兰”“芙蓉”“杜若”“蘼无”“三秀”等。同时，阿鲁威还摄取了《离骚》中的一些香草，如“琼枝”“九畹”“留夷”等。此外，阿鲁威还借用了《离骚》中美人和其他相关意象，例如《山鬼》中“采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