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域下读者与创作者的关系.docVIP

接受美学视域下读者与创作者的关系 　　摘 要：本文主要在接受美学的视野下来看待读者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借引“潜在的读者”这一概念，举现代诗人冯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其1926年的旧作《我只能》的改动为例，来看待时代精神的影响之下，“潜在的读者”如何支配着作家的创作。 　　关键词：“潜在的读者” 接受美学 冯至 　　接受美学的学科历史虽然不长，但其着眼于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关注审美接受，引起了美学各个流派的重视。“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传统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1}然而，接受美学强调对文学艺术活动中的读者的关注，分析阐释读者观众在审美活动中对艺术文学作品的实现和建构作用，却往往忽视了在读者与文本接触的这一审美活动中作者所受到的影响。所以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思想史》一书中介绍接受美学时，在结尾引介学者瑙曼将接受美学从读者向作者的扩展，做了这样的一个评价：“瑙曼讲接受主体的范围从读者扩展至作者，克服了接受美学片面强调读者的倾向，是文学批评涵盖了文学的整体活动。”{2}然而，瑙曼的观点还未尽彻底，虽说瑙曼将作者引入接受主体的范畴在某些方面纠正了接受美学的局限，然而，他只是将作者纳入接受主体，究其实质讲其实还是在读者的范围里谈论，只是这个读者的范围被拓展延伸了。我想进一步将“作者”的问题引入接受美学探索的话，还应在接受主体的基础上引向作者的问题，特别是作者的创作问题。 　　其实每个作家艺术家的心里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有着某种预设的读者，这些预设假想的读者影响着支配着他们的创作。作家张爱玲就曾经很明确地讲过，“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3}。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也有过这样的表述。{4}我们从作家的自我陈述中可以看到作家对读者角色的设想，虽然这样读者的角色可能是现实的，抑或是看不见的。 　　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在他的著作《暗隐的读者》（又译为《隐含的读者》）曾这样解释他所提出的“暗隐的读者”这一术语的内涵：“这一术语运用了本文潜在意义的先结构和读者通过阅读过程使这种潜力现实化”{4}。这句话实际上在说的是“暗隐的读者是一种可能出现的读者，一种植根于本文结构中、与本文结构暗示方向吻合的读者”{5}。伊瑟尔虽然没有谈及读者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所指出的“暗隐的读者”显然是一个能够不受制于文本的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甚至能将自己的意志现实化为艺术品的“读者”。而进一步，朱立元先生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潜在的读者”这一概念。他这样解释这一概念：“‘潜在的读者’并不实际存在，但有可能存在；‘他’是过去某些或某一类读者的一个典范或代表，但‘他’又可能在对未来作品的阅读中出现；‘他’不是西方接受美学批评家心目中理想的或者有知识的读者，而是活在作家心中时时缠绕并干预、参与作者创作的读者。说得更明白些，潜在的读者是作家想象出来的他未来作品的可能的读者。”{6}不可小觑这种“潜在的读者”的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潜在的读者”能够支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他的《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理论》中分析让-保罗?萨特的《什么是文学》这本著作时说过这样的观点：“并非只是作者‘需要读者’：作者所运用的语言已经包含着可能存在的一种读者范畴而不是另一种范畴，在这一点上他未必有多少抉择权。一个作家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某种特定的读者，他可能对谁读他的作品毫不介意，但仅写作行为本身就已经把某种读者作为文本的内在结构包括进去了。”{7} 　　所以，在接受美学的视野中，“潜在的读者”是基于创作论而言的，是探索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一种悖立与整合的关系的。读者不仅是主动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支配着创作。那么，我想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冯至对他的诗作《我只能》的创作及其改动，通过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个例去探索“潜在的读者”如何支配诗人的创作。 　　冯至的《我只能》一诗写于1926年。而新中国成立之初冯至重新编选他的诗文出版《冯至诗文选集》中，《我只能》一诗出现了一些改动。本文透过这样的改动来分析“潜在的读者”是如何“支配”了作家的创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首诗。左边的《我只能》是1926年时候的诗歌原貌，原载1928年11月28日《新中华报?副刊》第5号。而本篇论文因为材料的局限，《我只能》一诗选自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的中国新文学史料丛书中《中国新文学大系》（朱自清编选）第一个十年的诗集。右边的《我只能》选自195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