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章乃器的收藏往事.docVIP

父亲章乃器的收藏往事 　　乱世收文物 　　在老一辈的知名人士中，父亲以爱好文物考古著称。1948年底，父亲应中共中央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他有系统地收藏文物并形成系列，就是1949年初北上以后开始的。当时，国共内战仍在进行，国民党达官显要纷纷南逃，加上土地改革的原因，一些地主乡绅被打倒，很多文物流落到社会上，价格之低，达到了现今无法想象的程度。 　　1949年春，民主人士们从东北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饭店。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和沈志远、千家驹三人给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写了封信，希望做一些经济方面的工作。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商量，南喜出望外，立即聘请他们出任顾问，并在东单大羊宜宾胡同找了一所房子，安排三位在北京安了家。后来，他们又都被陈云聘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参与接收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以及统一全国财经的工作。 　　父亲在东北时就开始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定居北京之后，公余之暇开始光顾文物市场，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厂的店铺，还有东大地（今红桥附近）的地摊。当时北京的文物“泛滥街头”，其中真伪混杂，良莠不齐。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文物鉴赏家，既搜集到很多好东西，也上过不少当，交过不少学费。 　　有了收藏的历史机遇，还要有收藏的缘分，父亲的优势是与不少鉴定专家和收藏家结有良缘。在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辈孙瀛洲老先生曾帮他“掌眼”，收藏家叶恭绰、张伯驹、赵振经（前清内务府郎中庆宽的后裔）先生等，也与父亲时有切磋。 　　由于经常打交道，一些古玩商也跟父亲交了朋友，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着他，会直接联系送上门。当时北京经常搜集文物的，除了父亲还有康生、陈伯达、邓拓等，就这么有数的几个人，他们的收藏旨趣也各有不同。 　　父亲收藏文物的资金来源，一是手头的薪水，二是从上川公司抽回的资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创立了上川公司，成长比较迅速。光复后他到台湾，买下了台湾糖业公司。后来内战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准备将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他就把公司转让了，转赴香港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在地产上经营得比较成功。 　　父亲这个人公私分得很清楚，1949年出任新政府公职以后，他认为自己不宜再经营企业，便向董事会提出辞职，该公司因无人主持，随即歇业。他将自己在公司的投资逐步抽回，用以收集文物。 　　三屋子文物敞开捐献 　　父亲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出于文化上的旨趣，收藏成为他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他有比较充裕的收藏时间和空间。后来新政协召开、共和国成立，他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出任粮食部长后，他就越来越忙碌了。到1954年向国家捐献文物前，他已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 　　手头有一通父亲1953年12月致郑振铎先生的信函底稿，全文如下： 　　送 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 郑振铎局长 　　西谛我兄： 　　我四十天以后就要搬家。为图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后不久，将我的一批文物接收过去。否则，一起搬过去，将来又搬到你们那里去，十分费力；放在原处过久又不放心，占了别人房子问题也多。 　　如何先请考虑，不久将面谒作决。 　　章乃器 1953.12.9 　　从信的内容看，此前他已表达过捐献的意愿，这时因要从大羊宜宾胡同搬家到灯草胡同，便促请郑振铎尽快安排接收这批文物。 　　1954年初春，郑先生从故宫派来了6位专家接收文物，父亲敞开所有的橱柜任其挑选，大概筛选了一个月，有1100余件藏品入选。像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精品，都在这次进入了故宫的珍藏。文物部门曾提出为父亲开一个捐献文物展览会，但他没有同意。翌年，他还捐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一批文物，捐献时连数目都未清点。 　　收藏要交学费 　　对于搜集来的文物，父亲通常会请一些朋友共同鉴赏；但在整理分类时，他都是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人。他曾定制大批锦盒，将那些来时无包装的文物妥善保护。文物入藏时，他经常会在锦盒上写一些文字或心得，记述藏品的来源、品类、特点，有时还会记下孙老（孙瀛洲）或他本人对这些器物的评语。 　　我幼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橱柜逐个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有次父亲特地给我看一把做工精细的青铜短剑，此剑一点都没有生锈，闪动着柔和的光泽，通体被一种规整的网格纹所装饰。他指出这把剑的特殊之处，是网格纹饰可能采用了化学工艺。1954年，他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时，曾建议他们收下这把剑，但故宫的专家看不明白，此物竟未入选。20世纪60年代报载有越王宝剑出土，形制与此剑相同。我在回忆录《都门谪居录》中曾提到这柄剑，最近翻阅父亲留下的文字，发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