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的智慧之光.docVIP

穿越千年的智慧之光 　　《道德经》的智慧曾经不被重视，主流儒家文化使其话语空间极其逼仄；然而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大大超越封建时代的当下，《道德经》被重新言说，开始进入世界潮流，成为目前中国在国外发行量最大的典籍。鲁迅先生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尼采认为《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海德格尔与萧师毅合译《道德经》，对其颇为推崇。人们皆认可《道德经》的丰富，却无人能知《道德经》的确切主旨，思辨的片段化和语言的含混多义使《道德经》格外神秘。《道德经》的原意已不可知，其中的智性思辨却提供了关注当下的别样视角和思维方式。 　　与儒家文化饱含入世的热情不同，《道德经》是清冷的，它对不能独立自足的事物始终保持着距离，持否定态度。道“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道是独立自足的，无所依赖。与“道”相反，智与愚、善与恶、美与丑这些概念都无法独立存在，智需要愚的促成，善需要恶的反衬，美需要丑的显现。在老子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应当像道、天、地一样无所偏爱，不分智愚，不辨善恶，不论美丑。《道德经》反对树立判断智与愚、善与恶、美与丑等对立概念的价值观，甚至反对人类认可的智、善、美等事物，究竟是何原因？ 　　智慧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比其他动物高明之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一直在提倡启蒙，开启民智，然而《道德经》中却出现了这样几句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样大张旗鼓地提出“愚民”，且反对“以智治国”，实在匪夷所思。老子为何要否定“智”？在《道德经》的第二章，老子分析了“智”的作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能够使人类判断美丑善恶的“智”被否定，让人想起《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一直赤身裸体却并不自知，后来他们受蛇的诱惑吃下禁果之后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感到十分羞耻。然而上帝愤怒了，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让他们承受痛苦作为惩罚。能够感知羞耻的“智”也为上帝所否定。善为道者的做法与上帝不让亚当夏娃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行为如出一辙。当人们能够分辨美丑善恶利害时，他们会自觉地去追求美和善，趋利避害，最可能发生的结果是人们都想把所有的美，善和利益据为己有。判断美丑善恶的智，成为人类比较的开始，也是贪婪的开端。老子笔下的“愚民”，正是要使人们远离比较，远离因比较而生的争夺。理想的统治者应该“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在老子的心目中，“智”还有另一重含义，就是计谋、权术。人类有了“智”，就有了“欲”，人类需要更多“智”去满足“欲”。这样的“智”往往意味着争名逐利，投机取巧，不顾道德，远远偏离了“道”。老子甚至认为“智慧出，有大伪”。 　　《道德经》对“智”的否定促使人们对“智”进行反思，智慧真的是人类的骄傲吗？它给人类带来的是无可置疑的幸福吗？在某种意义上，人类认可的“智”往往成为某种权威成见，遮蔽了事实真相。儒家文化曾经促进社会的稳定，然而它事实上也在维护皇权、父权、夫权等反人类平等的腐朽思想；人们曾经为自己发明了大规模杀伤武器而自豪，然而它成了世界性战争的助推器。 　　《道德经》不仅解构了“智”，还解构了“德”。在老子看来，高层次的有德者不彰显德名，没有固着于某一德名道貌的行为，因此有德；低层次的有德者张扬德名，在德名道貌的外表下行事，实际上是无德。出于仁爱之心的作为不恃德名不摆道貌，而处于道义责任感的作为就要夸耀德名道貌作为自己依恃的资本。出于礼仪规范要求的作为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报答，人们就会拽住应该报答而没有报答之人的胳膊，强迫他去报答别人的善行。大道被废弃了人们才会提倡德，德行亏损了人们才称颂仁爱之心，仁爱之心淡漠了人们才呼唤道义责任感，道义责任感丧失了人们才被迫去制定礼仪规范。礼仪规范实际上是忠诚、信用丧失时的产物，是社会混乱的先兆。 　　这一段话与我们道德和善行需要张扬颂扬，礼仪规范值得提倡的常识完全不同。在老子的理想世界中，我们所赞颂的德是一种常态，人们自然地按照“道”的要求去行事，所以“德”不必被定义命名，不必被大肆宣扬。“德”一旦被定义，就会被人类利用篡改 ，它的感召力会不断削弱。老子的“道”不得实现，被定义的“德”意味着封建社会的道德，孔子的“礼乐”体现的是反“道”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当“礼”丧失了仁爱，成为形式主义时――当大臣对天子的三跪九叩并不意味着尊重与爱戴时，天子的末日也就不远了。被人定义的“德”更容易导致人类对其迷信偏执，对“德”的刻意追求往往会走向“德”的反面。 　　《道德经》对“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