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使用-着作权笔记.doc

著作權保護、科技2003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壹、前言 從著作權法制發展的歷史觀察，在印刷術未發展以前，著作權法制並無存在的必要，蓋當時的創作成果重在人文與藝術的肯定，經濟利益不是關切之所在。迨印刷術發展後，創作成果可以被大量複製、散布，產生鉅大的經濟價值，乃有著作權法制加以保護之必要。隨著廣播電視、錄、放影音機、影印、電腦及數位網路技術與設備的發明，在在考驗著作權法制之演進。可以說，著作權的保護起源於科技的發展，而著作權法制的演進與修正，亦與科技的進步息息相關。 著作權法保護著作人的權益，原則上，在著作權保護期間，要利用著作就應經過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然而，人類智慧的成果並非絕對地由創作者天縱英明地產生，必須傳承自先人，並接受當代之影響，不能讓人類智慧的成果被少數人所壟斷，更鑒於「巨人肩膀上的侏儒看得比巨人還要遠」的理念，基於社會公益性之考量，必須在某些情形下，讓公眾得自由利用其著作，乃產生所謂「合理使用（fair use）」之原則。然而，合理使用的原則亦隨著科技發展備受挑戰。科技的發展一方面有利於合理使用，另一方面也對著作權造成嚴重威脅，而著作權人以科技保護著作，更尋求以法律保護其所運用保護其著作權之科技，大幅壓縮合理使用空間。立法者冀望在著作權之私權保護與言論發表、資訊取得自由之公益維護間獲得平衡，又必須兼顧科技之繼續發展，益形捉襟見肘。 本文嘗試從合理使用之基本概念，討論九十二年七月新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並分析面對數位科技發展，原本已引起諸多爭議之合理使用相關規定，在新法後之變化，更討論新法所未及處理之議題，諸如數位化圖書館、遠距教學、補償金制度及科技保護措施等，所涉合理使用之未來演進可能，以供立法與司法者之參考。 貳、合理使用的基本議題 一、合理使用之緣起 在著作權法制之理想裡，「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 二、合理使用之性質為「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關於合理使用之性質，莫衷一是，我國著作權法於第三章第四節第四款「著作財產權之限制」針對合理使用作規定，並特別於第六十五條第一項明定：「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合理使用時仍應以合理之方式。 三、合理使用不是利用人的「權利」 如前所述，合理使用是對於著作財產權之限制，在合理使用之範圍內，著作財產權人不得主張著作財產權，但此並非表示利用人對於他人的著作享有合理使用之積極的「權利(Rights)」，祇能說是一種消極抗辯的「特權（Privileges）」，或是「肯認之抗辯(affirmative defenses)」，亦即主張合理使用者係先肯認自己雖有該等利用著作之行為，但進而抗辯其行為係法律所允許之免責特權，其正如國會議員之言論免責特權，雖不屬可積極主張之權利，卻可作為消極之抗辯而免責。合理使用既然不是積極的「權利(right)」，當然也不致發生將「合理使用權」授權他人或轉讓的問題。 四、合理使用之範圍最終應由法院決定 合理使用是著作權法制中的「黑洞」，學者與實務界透過各種理論與規定，嘗試對合理使用之範圍訂下明確文字而不可得。本質上，合理使用是法院透過諸多具體案例之判斷所累積建立的原則，最後由立法者整理規納，在著作權法中予以明文化。然而，對於合理使用之明確範圍，事實上無法於法律中明定，而「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利用人於合理使用他人著作時，尤應作最保守之利用，否則應先獲得授權後再為利用，以避免不利之判決。 參、國際著作權法制關於合理使用之規定 關於合理使用的範圍如何，並不容易確定。民眾總是希望能透過一些方法，預先定出規則，避免利用行為處於不確定是否構成侵權的狀態下。這些方法也許是法律、行政解釋、判決或利害關係人間的協議。 國際著作權公約就合理使用最早且最重要的規範，出現在一八八六年「保護文學及藝術著作之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的一九七一年巴黎修正案第九條第(2)項所定之三步驟之檢驗（Three-step-test）。此所謂「三步驟之檢驗」即指關於重製權之限制與例外，須符合以下條件：即1)「僅限於相關特定之情形下」；2)「未與著作之正常利用相衝突」；且3)「不致於不合理地損害著作人法定利益」。不過，其規定僅對於「重製權」作限制，並不及於其他權利，蓋重製權為著作財產權之最重要權利，一九七一年巴黎修正案正式於伯恩公約明定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重製權之時，同時也就此一最重要著作財產權作進一步限制。 至於一九六一年通過的「保護表演人、錄音物製作人及廣播機構之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