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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成功之后，警惕过度开发 　　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截止2015年7月4日已达到48项。其中文化遗产34项（其中含文化景观4项），自然遗产10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总数列意大利（51项）之后，超过西班牙（43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高级顾问林源祥教授形象比喻，世界遗产地的生态平衡就好比弹簧，“一旦用力过度，弹簧变形后就难恢复了”。 　　继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联合申遗丝绸之路成功之后，“土司遗址”再次取得“全球认证”。这对中国来说又是一次振奋人心的时刻。凭借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遗产，中国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项目越来越多，国家层面也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自2006年起到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5.14亿元用于非遗保护，同时建立的国家级、省级和遗产地三级的监测体系也对遗产项目进行跟踪监测。“申遗”的成功，给旅游等行业带来新的发展点，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视与思考。如何真正做到保护为主、适当开发、做好传承，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金字招牌促地方经济腾飞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而现身世界。1994年得到我国政府同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委派专家小组来中国，对我国1987年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万里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等五项世界遗产进行了实地监测考察。30年的发展，中国世界遗产发展现状如何？《小康》记者梳理发现，每一次“申遗”成功之后，最直接的影响是带来了经济利益与申遗地知名度的双丰收。云南师范大学教授邹建达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意味着给当地旅游业带来不可估量的丰厚收入，申遗地不但可以得到联合国的资助，而且对地方的经济、旅游等产业也都会相应起到促进作用。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如愿成为广东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共耗资1.36亿。在申遗成功第一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游客量就出现了暴增。2010年，开平碉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作，投资建成了开平碉楼与村落文化展示区，进行市场营销，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3506万元，同比增长146%，经济利益回报可观。安徽黄山在“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洛阳龙门石窟“申遗”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元，列入“世遗”后第二年就达到2700万元。 　　过度开发引人堪忧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世界遗产怎样保护才算有效？怎样发展才算创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旃指出，在看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所面临的挑战。“重申报，不重管理”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必须正视的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的不少世界遗产地，确实出现了在遗产地周边实施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有的紧邻景区建星级宾馆、饭店、修缆车、索道等现代设施，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都遭受到严重破坏。 　　早在2007年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就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和询问，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以及布达拉宫等享誉中外的世界遗产，均曾因各种问题被要求整改。因世界遗产保护不利而被直接亮红牌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的阿曼“阿拉伯羚羊保护区”，实际上是向世界所有申遗成功的项目发出的一项警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不等于进了“保险箱”！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申遗成功并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但部分申遗地在新起点所肩负起的责任，却因为过度开发出现失衡。敦煌莫高窟壁画，因旅游人数增加，呼出二氧化碳增多加速了壁画氧化；武陵源因为滥建旅游设施，游人过多，曾导致植被和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被形容为一个“城郊的凌乱的植物园”；泰山景区因增加观光缆车也曾一度引起诸多争议。童明康认为应把遗产带来的经济效益回馈遗产保护，或通过促进就业让遗产地民众直接受益，这样才有助于提高民众保护遗产的积极性，保护、利用与传承，三者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 　　自觉履行公约 加强遗产保护 　　面对珍贵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多年来在不同部门或地区总有些不尽一致的见解。现在，国家9部委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对此有了明确说法：一切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首先必须把遗产的保护和保存放在第一位，都应以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为前提，都要以有利于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为根本。 　　2006年，文化部颁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其中提到中国开始对世界文化遗产和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物保护项目实行监测巡视制度，因保护不善，致使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的世界文化遗产，将由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