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制度下女性觉醒的局限性.docVIP

男权制度下女性觉醒的局限性 　　摘要：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道德风尚在整个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崇尚男权至上的伦理道德观，认为妇女要守贞洁，持家和相夫教子。《觉醒》的主人公埃德娜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注定了她的觉醒必定是不彻底的，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男权制度；觉醒；局限性 　　《觉醒》是19世纪末美国著名女作家凯特?肖邦（1850-1904）的代表作。小说发表于1899年，讲述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女主人公埃德娜为了追求独立的自我与自由，勇敢地走出家庭，不再做丈夫的附属品和家庭的奴隶，但是最终由于在社会上找不到一席之地而自杀。一个多世纪以来，这部作品众说纷纭。《觉醒》中的女主人公埃德娜是新一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代表。美国批评家怀特说，《觉醒》讲述了一个女人为挣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向往自由的故事。 　　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人们崇尚男权至上的伦理道德观，她们的生活轨迹只能固定在家庭和教堂之间。埃德娜从小在肯塔基所受教育也是如此。然而，另一方面，埃德娜婚后生活在新奥尔良一个法国和西班牙后裔的聚居地。他们彼此不拘礼节，亲如家人，且交谈直率坦诚。他们甚至对未婚男子与已婚少女的自由交往乃至恋爱习以为常。埃德娜就是生活你在这三种新旧矛盾相互碰撞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由于她向往浪漫的爱情生活，对复杂的社会现实缺乏思考，因而，便想当然地走进了一个在人生观、事业观和爱情观上都不符合社会现实的尴尬境地。 　　人类的亲子关系一向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话题。世界各民族文学中都有大量歌颂父母亲情的佳作。然而，近一个世纪以前，随着人文科学向纵深发展，人们开始发现，人类的亲子关系方面其实并不只存在着爱这一种单纯美好的感情：我们对后代其实是爱憎交加。心理学研究首先在此方面作出了突破。20世纪初，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了有名的“俄狄浦斯情结”来分析父子之间可能的敌对关系，并成功地把这一研究成果应用到文学领域。俄狄浦斯作为将死的婴孩被父母抛弃证明：母亲也会害怕、厌恶甚至遗弃婴儿。这一研究成果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取得了成功：分析家们用它来解释文学中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复杂情感。 　　带着这样的认识和心理准备来看《觉醒》，我们发现，肖邦在描写她的女主人公埃德娜似乎也有意识地表达了这种可能在某些作为母亲的女性身上出现的心理。小说中作为母亲的埃德娜对孩子的感情一直“不很稳定，时常出于感情冲动。有时她激动地把他们紧紧抱在怀中，有时又忘掉他们。”“孩子们不在身边时，她甚至有一种轻松感”（第7章）。对于自己笔下这种类型的母亲，肖邦认为，母亲的责任是她们在“盲目状态中承担的”，而事实上，“命运并未赋予她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第7章）。但是，不具备承担母亲责任的条件并不意味着埃德娜不具母性母爱。 　　从开篇描述埃德娜与丈夫之间的婚姻关系起，肖邦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在不经意中勾画了一个传统家庭的父母职能分配图。在其婚姻的头六年中，埃德娜与庞蒂里埃也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旧规：庞蒂里埃在外经商，埃德娜留守家中，照看儿女，管理家务，并且为丈夫作有利于他生意往来的社交活动。对庞蒂里埃来说，妻子的形象和地位就是孩子的抚养人、照看者、和他自己的贤内助以及人际关系的协调者。除了按照社会传统在他与妻子之间有这样的职能和地位划分之外，庞蒂里埃还不时地用与这种职能体系相配套的道德体系来约束埃德娜。他自己可以忘记对孩子们所作的允诺，而埃德娜却必须为孩子可能有而实则未有的感冒伤风负起全责，并因此受到责备，“如果照顾孩子不是母亲的责任，那又该是谁的责任？”。庞蒂里埃的质问是理直气壮的，因为这就是社会的模式，这就是社会赋予女性的道德责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为包括妇女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了。他们的朋友阿黛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说庞蒂里埃是埃德娜道德上的谴责者，那么阿黛尔就是个牧师式般的规劝者。她显然对埃德娜“奇奇怪怪”的想法相当了解。在与埃德娜最初的亲密谈话中，她告诉埃德娜，女人就应该在必要时为子女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因为“《圣经》上就是这样讲的”。但是埃德娜与阿黛尔是全然不同的女性，她来自与阿黛尔的贵族背景完全不同的肯塔基草原。她有开阔草原给予她的鲜明个性，还有从学生时代起就培养起来的哲学思维，更为重要的是，她沉寂多年的女性意识已被慢慢地唤醒了。然而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埃德娜非常清醒：“可以为孩子奉献一切甚至生命，但是不能献出自我”（第16章）。在她看来，自我是高于生命的存在，而生命是一个母亲为孩子所能奉献的最后底限，自我却是不能奉献给任何人的。但她所处的社会并不这样看待这一问题，它蔑视、压抑女性的自我，要求“伟大的母亲”要为孩子牺牲生命的精神，它使女性终其一生都不能感觉自我的存在。 　　肖邦在《觉醒》中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