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到用时方恨少.docVIP

语到用时方恨少 　　一些邻居因为不习惯，又或许是不满自己喜爱的方言被夺走，所以干脆不看了。手头较宽裕的邻居则买了录像机，去租录像带来看原汁原味的连续剧。托华语配音的福，住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生意变得特别好。 　　过去，隔壁的广东大叔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都会留在家里追看，但是当方言节目禁播后，他没了娱乐。或许这个社会进步得太快了，他还没来得及赶上变化的步伐，现在连讲了一辈子的广东话也从公共空间中消失了。 　　对不同籍贯的老一辈新加坡华人来说，华人讲华语却未必完全合乎情理。 　　后来广东大叔常常在配音港剧播出的时候，独自走到组屋楼下呆坐。他已不再托我帮忙买香烟，因为没有方言节目作为消遣的他经常闲着没事，喜欢到附近走动。有时会见到他和三两个同样也是听不惯华语配音的大叔大婶们聚在一起，用香烟和啤酒填补空虚。 　　或许也只有和同样被赶到社会边缘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他才能找到娱乐，找回自己的声音和仅存的尊严。毕竟自己私底下讲什么语言，政府管不着。 　　就像李大傻的声音有一天从空中消失一样，聚集在组屋楼下的大叔大婶们的声音随着岁月流逝，也变得越来越微弱。广东大叔的同伴们有的搬迁，有的先走了，最后只剩他自己一人在楼下呆坐着，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外头世界瞬息万变，他已跟不上，也无法理解。 　　后来我也搬了家，再也没见到这位广东大叔了。 　　“讲华语运动”推行几年后，我骄傲地跟邻居们说着流利的华语，已经很少听到有人再叫我“客家妹”了。华人之间都用华语沟通，大家已经分不清谁是广东大叔、福建大婶了。 　　原本以为方言不会再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时机，社会终于想起了这群讲方言的老人们。 　　那是推广“讲华语运动”进行了二十多年后。2002年，可怕的SARS席卷全球，新加坡政府要大家做好严密的防控工作，用各种官方语言确保大家了解如何预防流感，可是最容易受病毒感染的高危群体是根本不懂英语和华语的老一辈。 　　那时方言已经式微，没有多少年轻医务人员懂得使用方言与老一辈沟通。后来，当局好不容易找出几个艺人临时恶补，在电视上用方言讲解SARS的注意事项。 　　此外，每5年举行一次的大选，也会让人想起新加坡仍有讲方言人口的存在。 　　说来也同样很讽刺，方言空间已大大缩小，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穿上人民行动党制服的候选人在群众大会上都会不时以方言激情演讲，仿佛带我们走进时光隧道，回到旧时代里。 　　这种拜票方式至今在某些选区仍管用，不过历史总在开人们的玩笑。现在执政党的候选人几乎都只会说英语，华语说得灵光的已占少数，而能讲流利方言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一些在野党候选人亮出了“方言牌”，形象上更贴近民心，其群众魅力不是一板一眼的执政党候选人能比得上的。 　　李光耀在快九十岁高龄的时候回顾近三十五年前禁止方言的政策，仍坚持当初的立场。其实他也知道，为了这一政策他与一整代讲方言的华人树了敌。 　　我看到的普遍情况是，朋友和亲戚的小孩一出世就讲英语，他们根本无法和祖父母沟通。如果方言解禁，能拉近两三代人之间的关系，不也是成就一桩美事吗？ 　　但即使现在挽回方言，也为时已晚，经过彻底“消毒”的语言土壤已不适合方言的生长，所以过去阿公阿婆用方言给孙儿讲故事的亲切画面恐怕已不复存在。 　　 　　在某个程度来说，我是“讲华语运动”的受益者，但我后来却把自己作为客家妹、华人、新加坡人这多重身份以及身边出现的多种语言当成一种负担。 　　现在丢掉了所有多余的负担，我才发现，剩下的身份――华人和新加坡人的概念却是如此模糊，而我口中说出的华语和英语，无论说得怎么标准，在别人眼里都不是最正宗的。 　　他们骄傲地说： 　　……“I can’t speak Mandarin.” 　　我入学的时期几乎已经没有华校英校之分，而是正式接受英校模式的“双语教育”。我们所谓的双语并非两种语言并重，非常陌生的英语成了我的第一语言，而华语则退居为第二语言。除了华文课和道德公民课，其他科目一概以英语为教学语言。 　　那时，我的班上有四十多个学生，华族学生占多数，马来族和印度族学生少于十人，甚至有几年只有两三人。老师尽量不用华语和华族学生讲课，有时候会对我们比手画脚解释，不得已才会说一两句华语，所以那时很怕遇到异族老师，因为听不懂的话，也必须要尝试理解。 　　英文词语由26个字母串联而成，看起来很容易掌握，但学起来就会发现这个语言很复杂。有这种感觉一来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语言感到很陌生，必须从零学起;二来英文里有很多的时态、语态，就像百变金刚那样经常变来变去，让人难以捉摸！ 　　你看，老师不是说一只狗狗是dog，两只狗狗就要加一个“s”变成dogs吗？可是为什么当我把两个男人写成mans的时候，老师就在我的答案旁边打了个叉？ 　　不只是如此，英文还分什么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