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孟子正义》对孟学的重新诠释.docxVIP

《孟子正义》对孟学的重新诠释杨思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摘要]：焦循认为《周易》相比于《孟子》，具有哲学和历史的双重权威性。《孟子正义》“以《易》释《孟》”，用“通变”观对以“辟异端”、“道统”、“性善”等为代表的孟学关键命题进行了新的诠释。在诠解的过程中，尊重原典与建构解释体系之间经常出现矛盾，而焦循的选择往往是体系建构优先，[关键词]：通变；辟异端；道统；性善一、引言《孟子正义》（以下简称《正义》）是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焦循晚年的精心结构之作（焦循生前完成了资料长编及《正义》初稿三十卷，手录清稿十二卷而殁，其子廷琥、其弟征续录完帙），可视为焦循一生的学术总结。在注疏史上，面对同一部经典，不同的解经者往往从其特定的学术或人生背景出发展开诠释，因而呈现出不同的解经风貌。就《孟子》学史而言，赵岐是晚汉清流，迭遭政治祸患，所以他的《孟子章句》特别重视表彰《孟子》书中的士人气节，以抗乱世之浮云；《孟子集注》成书于宋孝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朱熹时年四十八岁，其理学思想架构已经初成，因此朱熹是带着理学关注的课题来观照《孟子》，《孟子集注》也成为展示二程及朱熹思想的重要载体。与之相比，焦循在疏解《孟子》时最值得关注的背景则是他的易学造诣。焦循自述云：循传家教，弱冠即好孟子书，立志为《正义》，以学他经，辍而不为，兹越三十许年。（《正义》卷三十，第1052页）其弟焦征云：先兄壬戌会试后闭门注《易》。癸酉二月，自立一簿，稽考所业，戊寅春《易学三书》成。又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而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自戊寅十二月起稿，逮己卯七月撰成《孟子正义》三十卷……（《正义》目录，第7—8页）焦循虽弱冠即立志写作《正义》，但其后的三十余年，因“学他经”而并未付诸实践，而我们也知道，焦循虽然在《毛诗》《尚书》《礼记》《左传》《论语》等经典的研究中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易》学才是焦循一生用力最勤，取得成就最大的领域。据焦征所云，焦循在完成著名的《易学三书》之后即着手释《孟》的原因是孟子最能通达易理。因此，无论从作者的学术擅长、《正义》的写作时间还是作者本人的研究预期来看，《正义》都和焦循的易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具体来说，就是焦循频繁运用易学的“通变观”来诠解《孟子》。关于焦循“以《易》释《孟》”的问题，学界有所讨论，但多有批评之言。黄俊杰认为，焦循“撰写《孟子正义》，常称引《易经》为据，然颇多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之处”。陈居渊虽然肯定焦循“以易学的通变理论来观照孟子思想，具有重要开辟理论远景的意义”，“但在论证过程中，焦循却摒弃了孟子的性善说，成为告子人性论的维护者。至于重塑孟子的理想人格，焦循终究未能翻出儒家在现世社会生活的背景下，以道德实践为根本内容来构建理想人格的旧轨”。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在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认为焦循学问之“奇思奥旨，往往寄之治《易》诸书，不知《易》之为书，未必即是孔门之教典也”。黄书的批评主要着眼于易理与孟学之扞格；陈文的批评认为焦循通过“以《易》释《孟》”的方法，得出的部分结论违背了《孟子》的本意；钱书的批评则指出《周易》与孔门关系悬而未解，孟子未必即是以《易》立说。以上三家之言可作为学界针对本课题的代表性观点。此三家观点都是对焦循“以《易》释《孟》”成败的定性评价，本文则想转换角度，试图完成以下两个方面工作：首先揭示焦循是如何“以《易》释《孟》”的，发掘此注疏方法的学理依据及展开过程，展示“以《易》释《孟》”的学术创造力；进而探明《正义》所运用的“经典互证”方法在经学诠释史上的特殊价值。二、“以《易》释《孟》”的研究预设及其展开以《易》释《孟》，首先需要明确《周易》之所以能够诠解《孟子》的学理“合法性”。《孟子》文本中并没有学《易》或用《易》的直接证据，其他文献中也未记载孟子与《周易》有何关联。焦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跨越文献证据，直接从哲学和历史两个层面给出预设。赵岐在《孟子章句》序言中说孟子是“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焦疏云：至于道性善，称尧舜，则于通德类情，变通神化，已洞然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独《诗》《书》云乎哉！（《正义》卷一，第9页）众所周知，“通德类情、变通神化”是易学的一贯宗旨，而众经之中，能将渊源上推至传说中的伏羲，也唯有《周易》，所以焦循在此处虽未明言，但其以孟子精通《周易》之意甚为明显。焦循认为《孟子》以易旨为则（“则于通德类情，变通神化”），可见在其理念中，《周易》与《孟子》并非是单纯而平等的学理相通关系，《周易》相比于《孟子》具备形而上的优先性，换句话说，《孟子》全书是易理普适化的例证。这是焦循之所以“以《易》释《孟》”的哲学预设。除了明确《孟子》以易理为则，在上引疏文中，焦循还说明此易理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