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困境与出路.pdfVIP

田文昌 颜九红：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困境与出路① 田文昌② 颜九红⑧ 刑事辩护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确立，仅有二十余年的时间。从第一部刑事诉讼法 (1979年)到其全面修订(1996年)；从《律师暂行条例》(1980年)到《律师法》的颁行(1996 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与其他现代法治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辩 护律师仍未能成为每一刑事法庭必然见到的身影，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不足4O ，律 师辩护倒更象是刑事法庭的陪衬。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后，侦查、起诉机关与律师的冲突不 断升级，很多律师对刑事辩护唯恐避之不及。原因何在?正是因袭多年的计划经济和 “左”的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种种传统观念和做法，导致律师不愿办理刑事辩护业务，而这种 情况，正危害着我国正在建设中的法治大厦的根基。 一 、 波折与困境 (一)历史渊薮 中国几千年发达的封建社会，建制之大一统与思想之大一统一样严密。法家和讼师曾 闪烁过光辉，但被统治者严加提防和限制。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礼法合一”、“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的儒家观念。17世纪起，西方世界开始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并由 此建立和完善了现代法治制度。它曾一度传人中国，但中国却与它擦肩而过。为什么中国 的权利观念不发达?为什么民主和自由当时未能在中国完整地确立下来?为什么中国律 师制度曾经在历史上闪现过它的雏形，却被扼杀掉?凡此种种，需于法律之外寻索答案。 1．中央集权与经济保守 16世纪的中国，大明王朝比当时欧洲任何一个王朝更显得富丽堂皇，组织严密。人口 达1亿～1．5亿，欧洲只有 5000万～5500万；中国有卓越的文化，有大片异常肥沃的原 野；有等级森严的统治政府，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儒家官僚掌权，使中国成为内聚力强、高度 发达的封建社会，国外来宾莫不称羡不已。然而，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要求举国上下信念 一 致、行动一致；官僚集团具有十足的保守思想，对变革倍感憎恶，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保留 和重振昔日的辉煌，而不是解放生产力。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限制了对自由的渴望和追 求。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以及暴发户商人对财富的炫耀，都为上层学识官僚所不齿， 这种不齿与劳动群众对这一切的憎恶同样强烈。自由市民阶级始终没能得到发育。而在 当时的欧洲，则没有凌驾一切的最高权威，各王国城邦你争我夺，剑拔弩张，激发其不断寻 求提高生产力之途．力Ⅱ之竞争激烈，崇尚创业和冒险精神的环境，又推动科技和商贸的发 展。欧洲社会对变革的障碍比较少，而对变革的需求却非常强烈 。 文的写作，得到德国奥格斯堡大学约翰姆 ·赫尔曼教授的慷慨帮助。谨致至诚谢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 师，孟冰律师亦为本文提供素材并润色文字，一并致谢。 文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 九红：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系讲师，为本文执笔者。 见[英]保罗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02年第4期 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总第32期 “五四”运动以后，革命先贤前赴后继，中国法律制度开始有了它的雏形，但随之而来 的军阀混战、国民党政权独裁以及从未停歇过的战争与社会动荡，使法律制度长期处于濒 临崩溃的状态。 2．忍与耐的大家庭制度 中国式的大家庭，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父子、母女、媳婿，三代或四代共处一堂， 没有个性和隐私可言。唯有修练出超常的忍和耐，方能融和共处。人们只为家庭的生存与 繁衍而活，不知为自己而生。争讼是最耻谈的事。中国人爱面子胜过爱正义 。 大家族式的家庭制度在中国的大城市中，现在已经崩溃了，但仍占据着农村广大的范 围，并影响着数量巨大的人口。 3．道德化的法律思想 道德是法律的目的，法律是道德的工具，一切皆“出于礼而人于刑”。以道德和其他非 法律观念浸润到法律体系中固然有益，但在儒家统治的中国，已到了绝顶过分的程度并引 起毒化。中国历史上儒家最后的胜利，把法学送进了坟墓，使之变成木乃伊达两千年之久。 19世纪末，西方的影响才把中国的法律精神从儒家传统的强制外衣下解脱出来②。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前苏联的影响下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但 1957年反右斗 争以后，对法律的攻讧，对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