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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培育新型官德的思考 　　【摘要】古代官德是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伦理道德观的缩影，新中国建立以后，官德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当前，培育新型官德面临着挑战：全球化一体性趋向给以国家为单位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原则与道德原则如何统一;人才选拔评判体系与机制如何完善。新型官德培养的关键在于官员要真正树立新道德观。着力点在于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及其机制。同时要发扬民主求实作风。 　　【关键词】古代官德 新型官德 新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其中科学落实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举措，是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新尝试。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提出的重要理政思路，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一个重大贡献。法治和德治都是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其治理理路和治理方法是有差异的。就法治而言，宪法与法律的规范性非常明确地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中，依法而行即可。而德治则不然，德治是以道德伦理体系作为治理手段对社会行为进行弹性优化与调节，其力量在于教育与自觉。因此，法治的关键是制定科学、客观、有效的法律，而德治要强调对社会群体的教育与治理。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法治与德治在不同的文化因素作用下，治理路径的选择也就必然会有区别和联系。就德治而言，治理对象选择十分重要，德有风气传播之效，因此治理对象首当其要。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看，欲彰德化，必先治吏，进而及民。这是一条基本的治理路径。本文就是以官德培育为对象展开论述的。 　　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下的官德 　　在中国，德是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化符号，是中国政治与社会文化生活中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判别方式。《道德经》对道与德进行了分层阐释，“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物分别代表了三个层次和过程。从这里看，道和德都是一种形而上之态，道的层次更高，德是介于道和物之间、且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一种形而上之态。在社会文化范畴，德是人内在的精神特质，这种特质是社会伦理规范的基本形式，也是道的表现。在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过程中，德始终是居于伦理秩序的中心地位，对德的偏离可能会导致道的不申乃至招致挫折。因而德是实现道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秩序是以伦理价值为思想基础的。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以道德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成为社会行为价值的判别标准。所谓国之四维，也就是礼义廉耻，是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中国的家国文化传统在道德伦理的统领下，首先体现的是以各层级的“长”为尊，同时要求“长”者育德、立德、树德、守德。《管子》中提到的“授有德，则国安。”实际上就是说明了把国家交给有德的人，则国家安定。在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官吏治理国家的模式中，官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枢纽，是社会风气启合之所在。国家的道德建设首先要从官德抓起，加强官德修养对于提高全民道德修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中，有一个原则是始终存在的，即大政府小社会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演化而来的，在社会发展中的体现就是政府主导。在这种主导类型下，官员的社会影响力也是主导型的，因此从古代开始，治吏之术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门“显学”。古代吏治中强调修官之德，官德不仅是官员的修养，也是为官的政治标准。在西周时期，就有“以德配天”的思想。儒家提倡的“为政以德”、“为官以德”讲的就是以德为标准。官德的范围以治理国家的需要划定，范围相对比较宽泛。比如，《管子?立政》篇中讲，居官者若要定国安邦，有四点要慎重：一曰大德不至仁，二曰见贤不能让，三曰罚避亲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上述四者不能授之以权柄。官者，要有仁有礼有公有明，才可以为官。此外，居官者还必须有“廉”德。在《周礼》中，对廉德有这样的论述，即所谓“六计”：“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是从广义上解释廉，廉的六项内容就是德的外在体现。朱熹把廉具体化为廉洁，并认为廉洁是为官从政者必备的一种基本的德性，他认为做官者“须是凭地廉勤。” 　　古代官德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伦理秩序的反映。官德是在强调修己、修身的基础上用德的智慧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这种伦理官德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做官的政治标准，同时，这种标准也成为了社会各阶层效仿的模式，道德标准社会化到社会群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