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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党内问责制思想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大关键词。而党内问责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其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因此，重温列宁的党内问责思想，深入地理解党内问责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党内问责制的理论依据，党内问责制的制度功能等，对我们正确认识、理解、领悟和践行党内问责条例是有益和必要的。 　　[关键词] 　　列宁；党内问责；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 A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2-0012-03 　　在中国共产党95周年华诞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回应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现实需要，也迈出了党内问责走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一步。重温列宁党内问责思想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党内问责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党内问责制的理论依据、党内问责制的制度功能等，从而为正确认识和理解、领悟党内问责条例提供帮助。 　　一、列宁关于党内问责的思想 　　（一）问责之价值：及时纠正党内错误。列宁认为，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错误得不到修正，一直延续下去。“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1]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2]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再次强调：“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3]列宁的上述观点实际上为党内问责制的必要性提供了依据，因为党内问责制最直接的功能就在于纠正党内错误。 　　（二）问责之最高机关：党的代表大会。广大党员是通过选举自己信任的代表来行使自己在党内当家作主的权利的，这些被选出的代表又是通过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一途径和渠道来反映广大党员的意志和愿望、参与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虽然在建党初期，列宁比较强调党内的高度集中制和中央机关对于地方组织的权力，但他同时也指出，“服从总委员会这条纪律是以总委员会服从它的委托人，就是说服从各地委员会及其整体即党的代表大会为条件的。谁不赞成这个基本原则，谁就必然得出荒谬的结论。”[4]列宁无疑是强调，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权力中心和最高权力机关，党的代表大会有权问责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这一执行机关。党的委员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 　　（三）问责之主体：全体党员。列宁在革命前就曾指出：“谁不善于争取和要求使自己的受托者完成他们对委托人的责任，谁就不配享有政治上自由的公民称号。谁不善于争取和要求使自己的受托者完成他们对委托人的所负党的责任，谁就不配享有党员的称号。”[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列宁认为委托人对受托人的问责是委托人的义务。在党内，作为问责主体的广大党员应当积极履行对他们所选举的代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问责义务，只有这样，他们才是真正的党员，才能真正对党负责。在革命胜利前，俄共处于秘密状态下，无法实行全面的选举制。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共又处于战争状态，普遍的选举制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列宁把党内的选举问题提了出来。党的十大根据列宁提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强调：“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6]为了使党内的选举制真正发挥作用，列宁还特别强调了党员对他们选举的代表拥有罢免权的重要性。当被选举出来的代表、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出现失职、渎职行为时，党员可以追究他们的责任，对其进行罢免。由此可以看出，党员拥有党内问责的权利。 　　（四）问责之对象：要落实到个人身上。列宁认为，党的集体领导必须和明确的个人分工结合起来，只有明确规定每个领导成员所负的责任，集体做出的决策才能得到有效执行。在领导俄共执政过程中，列宁多次谈到集体领导和个人明确分工相结合的重要性。1918年，在《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中，列宁指出：“苏维埃机关的管理工作一概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应当极其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对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这条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