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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税收与分配公正 　　政策制定者当然不能期望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者告诉他们在哪个收入水平采用多少税率。最优税收模型作为一个简化的模型，所反映的是最优税收政策安排的框架。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1936年生于苏格兰的明尼加夫，与亚当?斯密是同乡，激励理论的奠基者，因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获得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没有十全十美的所得税政策？应该是高收入者的税率高，还是低收入者的税率高？如何准确识别征税对象？有没有一个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或能将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控制到最小的税收政策？经济学家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莫里斯就是其中之一。 　　在经济学中，税收理论有三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剑桥学派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Pigou）的“庇古税”，主张使用税收的方法迫使人们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污染税。第二大支柱是另一位剑桥学派经济学拉姆齐（Frank Ramsey）提出的“拉姆齐法则”，主张在政府不能征收定额税的前提下，效率损失最小的条件是不同需求弹性的商品的边际税收负担相等。第三大支柱就是莫里斯提出的“最优所得税理论”。最优税收政策必须考虑到公平与效率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最优税率实际上取决于效率和公平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 　　莫里斯在模型中得出的一般结果包括：（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莫里斯说：“我必须承认，我预期对所得税的分析结果是支持高税率的，但结果恰恰相反。” 　　这一和直觉相反的结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相反可能是接近线性的。如果每个人的边际税率均为50%，并获得1万英镑的免税额度，则收入为1万英镑的人群不用交所得税，收入为2万英镑的人群的平均税率为25%，收入为100万英镑的人群的平均税率为49.5%。这就促使政府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做法。要使得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亦或者说，让高收入者承担过高的边际税率，对高收入者的激励将下降，其结果可能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也下降；而让较低收入人群承担高一点的边际税率，反而会激励低收入者工作的积极性。 　　莫里斯还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验证了上述结论。政府通常对个人能力并不了解，只能根据收入征税，但如果对高收入人群征收高额的所得税，有能力的人就会假装能力很低，从而使自己得到好处。因此政府在面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需要设计一种激励相容的最优税收体制。 　　基于对激励的认识，莫里斯对再分配问题做了更为理性的阐述。人们可能对再分配的意义有所疑问，但粗略来看，他们仍有足够理由认为从富人向穷人转移财富是一种进步。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政策，如果推行完美的平等政策，工作的激励就会被削弱。 　　近日，莫里斯在深圳就最优税收理论、税收政策改革和不平等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专访。 　　最优税收理论 　　中国经济报告：能否简单介绍下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 　　詹姆斯?莫里斯：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主要是税收领域的研究。假设你认为收入均等是一个好主意，那么你可以通过征收高额的税收来实现收入均等，但显然结果是每个人都不想好好工作。我和我的合作者所研究的就是激励出了什么问题。一个解释的角度是信息不对称。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把各主体之间的各种交易活动都看成是契约，如果你与别人签订一项契约，约定你现在付款，并让对方在几年之后将交易的物品给你，那么显然，问题不是你不确定能否相信对方，而是你不确定对方在几年之后是否有能力完成交易。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就存在这个问题。政府希望征收某个特定税种，最理想的做法是根据纳税人的赚钱能力征税。根据纳税人实际收入征税并不完全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但如果政府开始这样做，你会发现人们在赚钱方面会表现得比原来差。也就是说，这种税收体系下的政府和个人的契约出现了激励问题。 　　在决定税收体系时，政府必须考虑到自己对人们的实际能力不具有完全信息。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是人们将做什么而不是能做什么。所以我针对这个问题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我称之为“最优所得税模型”。该模型旨在尽可能简洁、准确地描述经济中存在的激励问题。后来我求出了模型的最优解。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理解最优所得税模型的政策含义？ 　　詹姆斯?莫里斯：一些学者说最优所得税模型中有一些假设条件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比如边际税率有时接近100%，但我认为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最优税收模型的运行模式以及对现实税收制度的借鉴意义。也许有的模型的结果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