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云南茶叶贸易史之中国之比较[文字].docVIP

第一节、茶叶出口量的年度变化情形 出口量是某种商品的微观经济效益的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而且其出口量值的增减则是微观经济效益变化在数量上的集中体现。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茶叶，其经济效益首先表现在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上，茶叶出口的量值的变化是对外贸易微观经济各种指标数据的直接基础。因此，本文对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微观经济效益的分析，首先从其自身出口量的年度变化出发，并以之成为下文分析和论述的基础。 茶叶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早在18世纪之初，茶叶已经是当时中国出口贸易的最大宗商品，在18世纪20年代，茶叶在中西贸易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19世纪20年代，华茶之输出占出口贸易总额四分之三，1828年据称西方销纳茶量约7万英磅，亦悉数购自中国。后来，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国际市场上茶叶需求量的激增，中国茶叶出口量大增，在同期出口贸易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在近代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核心商品的地位日益巩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日益扩大，从主要的外贸口岸——广州的情况来看，1817年至1833年，茶叶出口总值的比重除1818年为23.1%外，其余各年在43.2%—60.5%之间，年平均比重为51.1%，占同期农产品出口总值除1818年为31%外，其余各年约占495.%—71.7%之间，平均为60.8%。在中国近代前夕，茶叶出口量所占同期出口贸易的比重很大，可以说茶叶是中西贸易中的核心出口商品。 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历年的消长情形和发展趋势不同，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情形。1886年为海关统计中的中国茶叶出口量最高值的年份，学者普遍将之作为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发展由盛转衰的年份，以此来描述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发展变化历程。庄雪岚认为近现代茶叶对外贸易可分三个阶段：1840—1886 年为兴盛时期，1886—1949 年为衰落时期，1950—1988 年为恢复发展时期。朱自振指出，1886 年是中国历史上茶叶生产和出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的统计，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 继道光末年和咸丰的发展趋势，逐年呈跳跃式的递进。1886 年以后，中国茶业由持续快速发展，蜕变为连年急剧大落”。苏全有认为，华茶出口贸易兴盛期形成于鸦片战争前后1886 年后趋于衰落，嗣后至1888 年前为相对衰落时期，后期为绝对衰落时期。这是最为通行的看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此种看法。但是，有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林齐模认为“这种通行看法在表面上并没有错，但却忽略了华茶出口衰落原因的复杂性。实际上，根本性的逆转已经来临，至少在此前十年，即19 世纪70 年代中期，华茶就几乎同时在英国和美国市场上分别被印度和日本击败，开始初步失去传统的红茶和绿茶市场”。但是，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有极盛到极弱的过程，则是一个普遍的认识。 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经历了一个由极盛到急剧衰退的过程，考虑到茶叶对外贸易的出口量值的消长，减少的绝对数值和相对数值的年度变化的不同，及其占出口总值中的比重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前期为发展时期，后期为急剧衰退时期。在中国五口通商之时，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加，市场需求量的激增，茶叶运输成本的降低（主要是由于福建、江西等地区的茶叶不再运往广州，而直接运到上海，所用时间大大缩短），进而带动了茶叶出口规模的扩大。茶叶出口量，在1843年，1844年增，1845年进一步增加，虽然在1850年降，但到了1855年，又增加到112660700磅，1860年达121388100磅。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被迫开放地域的扩大，中外贸易发展迅速，更多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汉口的开埠，使得两湖茶叶大量出口海外，上海、福州、汉口逐渐成为中国三大茶叶出口的集散地。茶叶出口量进一步增长。1866年为721005公担，1867年为804973公担。当1868年，华茶之输出量，为150万担，然之1877年，已进增至190万担，在指数上增进23.89﹪，其中红、绿、砖茶，都激增，嗣后则仅有红茶出口量值增长，已有150万担至160万担， 1880年至1888年之每年输出总额，仍然超过200万担，这一时期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全盛时期。从1889年开始，中国茶叶出口渐趋减退，减少程度不是很大，在1896年前，总额犹进退于170、180万担之间，此时期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急剧衰退时期还没到来。 从1897年至1916年之20年间，则自150、160万担而减至140、150万担，其下跌之势尚缓，1917年急剧降到110余万担，而1918年，则更惨落至前所未有的40万担，仅是全盛时期的五分之一弱，即即便与以前三年输出总额相比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