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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特”名称再议 晓 克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6年，我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 “土默特”名称溯源》一文，对“土默特”这一名称进行了一些探讨。文中回顾了此前学界对“土默特”的多种解释及其相关的系列问题，利用张双福先生不久前发表的论文《论蒙古语元音的阳性向阴性演化》（《蒙古学信息》2001第2期 ）对中古蒙古语语音变化规律的论述，以及《蒙兀儿史记》等史籍有关记载和巴尔虎、布里亚特人的“天鹅始祖”传说，对“土默特”作为部落、部落集团、万户的名称进行了溯源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出现于北元时期的‘土默特’一名来源于更早时期的‘秃马惕’这个部落名称。” 此后，在撰写《土默特史》相关部分时，将这一研究及其结果运用于其中，2008年9月，《土默特史》出版。 2016年3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继龙的《阿勒坦汗与土默特》。其“后记”说：这部“全面系统……关于阿勒坦汗和土默特部的书”要改变以前“研究工作不系统”、“还有很多争议，没有定论”的局面。该书出版后，在《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和“内蒙古新闻网”等报刊、网络上，掀起了一阵对该书的宣传热潮，主要发表和转载了署名“及隆”的宣传文章。 文章说：“《阿勒坦汗与土默特》是国内外开展相关领域研究以来，最为全面系统研究阿拉坦汗和土默特的专著”，“本书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订正了一些著作中存在的谬误，还原了北元时期土默特蒙古部真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对北元时期的土默特蒙古史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也为土默特蒙古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可鉴的经验。”其研究是否“全面系统”，是否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是否有什么“详实的资料和可鉴的经验”？这些都会自有公论，不必急于吹嘘。至于 所说“订正了一些著作中存在的谬误”，深有含义。到目前为止，学界专题研究阿勒坦汗、土默特的学术著作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先后有荣祥先生的《呼和浩特沿革纪要》（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文化局，1981年）、杨绍猷先生的《俺答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黄丽生女士的《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绥远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和本人与于永发、王奎元先生共同主编的《土默特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根据《阿勒坦汗与土默特》所附“主要参考书目”并未将荣祥先生、杨绍猷先生及黄丽生女士的著作列入其中的情况来看，这些宣传文章所说“订正了一些著作中存在的谬误”一语中的“著作”，就只能是指被该书列入“主要参考书目”中的《土默特史》了，而所谓被“订正了的谬误”，也只能是存在于《土默特史》中的观点或结论。 如此学阀口气十足的说法，已经在特定范围内，对《土默特史》及其作者的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加之该书对我的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异议，涉及了多个方面，因此必须给予正面回应。 《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极不规范，全书竟然没有一个注释，无论论述什么问题，所需论据，全部信手拈来，统统没有出处，一般读者根本无法查阅、核检资料的出处与正误。该书在引用文献记载、他人论著方面同样极不严谨，不辩是否可靠，有许多甚至是根据作者需要捏造出来的。 所以该书论述非常混乱，许多结论十分荒谬，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是一部学人不屑理会的欺世盗名、哗众取宠之作。然而，其中的许多内容和观点，使人读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比如，该书对“土默特”一名的论述就十分随意、混乱，得出的结论也充满错误，对一般读者来说，必定会造成严重误导。为了尽可能阻止谬误流传，还必须作些辩驳、商榷。有鉴于此，本文先就“土默特”名称问题与之作些必要的商榷，目的在于在本专题研究方面对张继龙的“正本清源”来一次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一、关于“土默特”一名溯源 《阿勒坦汗与土默特》第2～3页： 分给孛罗忽勒家属的一百户秃马惕人，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就是日后 住于阴山南北的土默特人。他们的依据是《蒙兀儿史记》记载：‘孛罗 忽勒的次子塔察尔移营官山，此百户从之’。 首先说明一下，上述引文中的“孛罗忽勒的次子塔察尔移营官山”一句，原文为：“孛罗忽勒次子塔察儿移营官山”。只此一句，该书作者张继龙就抄错一字，把“儿”误作“尔”；衍出一字，在“孛罗忽勒”与“次子”之间，衍出一个“的”字。 张继龙说，“一些研究者”“依据《蒙兀儿史记》”认为，“分给孛罗忽勒家属的一百户秃马惕人” 就是（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日后住于阴山南北的土默特人”。在此，张继龙发生了理解上的错误，同时，又偷换了概念。 包括《土默特史》在内的几乎所用论著，在涉及“土默特”名称时，主要是追溯它与“秃马惕”两个名称之间在语音方面的联系，而在人员构成、历史传说等方面所追寻的联系，只是被置于很次要的参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