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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公众参与：问题与反思 　　绿色公众参与的重要意义 　　环境保护的绿色社会参与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建立在一系列制度、思想与宏观环境之上，其参与质量和国民生态知识水准及参与保护的意识水平成正比。所谓“绿色社会参与”是指生产部门遵循绿色生产方式，消费成员崇尚绿色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与责任公民一道多元参与环境治理的一种社会性行为，但这种社会行为作为环境治理事业的微观基础，其重要性一直未能得到重视。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修订后付诸实施，这部新的环保法从法制化、可操作性等多个维度展示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治理力度前所未有的得到加强――从“雾霾治理入法”，到首次设计“按日计罚”制度，再到“明确生态保护红线、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等，中国的环保事业法制化已经日趋完善。而环境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随着中国社会法制进程的加快，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公众参与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如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五位一体”的高度，要求“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要及时公开生态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由此可见，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和监督的积极性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手段，也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保障。 　　从顶层制度设计视角，“公众参与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道，构成中国现代民主的基本模式”（姜明安，2004）。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各类型社会参与，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支持。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议题一直是主流公共舆论不可或缺的话题，比如，美国2000年12月颁布的《森林保护条例》在做环境影响评价时，就召开了600多次公开听证会，进行了1600多项反馈，成为NGO介入环境治理的典范。公众参与式的环保运动早已是发达国家颇具声势的政治力量，在重大经济、社会议题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回顾环保绿色参与体制、机制建设完善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到中国环境保护的社会参与，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从自发自愿到社会组织参与，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当然这一制度本身面临不少挑战：如社会参与渗透度不高，公众参与的途径和方式也比较被动、有限，缺乏组织性力量等。但无论法律制度多完善，环保社会事业的发展仍需要高素质、高质量的社会参与来推动，可以说，在国民环保素养不高、专业环保力量匮乏的情形下，“不明真相”、“胡搅蛮缠式”的社会参与不仅不能对环保事业产生积极的作用，甚至会成为一种“负能量”，阻碍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国民是否具有现代、科学的生态环保意识，是否能积极投身参与环境治理成为新常态背景下环境治理好坏的制约因素之一。 　　绿色公众参与目前存在问题与深层次矛盾 　　尽管中国政府很早就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但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问题并没有被摆在突出地位。从公众参与主体来看，实施公众参与依赖于现代政治参与体系的变革，依靠新媒体等创新手段来完善信息透明，但即便如此，公众依然无法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公众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也并未被相关部门重视。对于更为严肃、专业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理论上，公民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参与其中，参与程序健全保障是其重要基石，但目前来看，虽然公众的生态意识逐渐增强，但公众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高金龙、徐丽媛，2004；史玉成，2008）。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突出问题： 　　一是社会参与覆盖面不够高、渗透性不够强、互动机制单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数总量不少，但是比例偏低，且参与的领域不广泛。有调查结果显示，“社区中的半数以上的居民都参加过社区的环境保护活动，但是每天都在履行环保行为的人很少，有很多公众还处于完全不参与的状态”（吴上进、张蕾，2004）。同时，在参与的过程中，公众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只注重表面工程，把自己视为参与者、参加者，缺乏主人翁精神，也并没有把自己作为参与的主体，而且公众大多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对于他人的行为不闻不问，公众参与生态文明的追求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把环保行为贯彻渗入日常生活当中。 　　二是由于赋权不足，软件与硬件配套不足，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和方式也比较被动、有限。“与纯粹通过宣传教育来启发公众环境意识、形塑环境保护的价值观促进公众参与相比，直接回应公众现实的环境利益诉求，保障公众正当的环境权益不受侵害，更能激励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自觉关注和参与，因为这样的环境治理与其切身利益相关”（洪大用，2007）。目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主要集中在灌输式的宣传和教育。参与式的体验，大多数也只是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益性劳动或活动，比如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