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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研究的跨界想象力 　　2016年12月4日至6日，一场主题为“视觉、观看与历史记忆”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举行。这场研讨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集合了来自传播学、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史、视觉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学者，以及新闻纪实摄影界的精英，引发了一场基于视觉的跨学科思想碰撞。 　　毫无疑问，今天是一个视觉时代。在传播领域，视觉早已超越了图解、装饰与审美的辅助角色，而成为重新定义传播形态的核心要素。传统媒介形态中图文泾渭分明的界限正在被视觉主导的全面融合所取代，“内容为王”的信条已经演变成“体验为王”，体验即信息，视觉正是塑造这种体验的关键所在。观看从来都不是对视觉信息的被动接受与盲目消费，而是趣味选择与意义重构的过程，对观看的规训也因此贯穿始终。在视觉超饱和的语境下，这种选择、重构与规训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视觉生产与观看行为的相互作用，成为构建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不仅仅因为人们相信眼见为实，更因为在一个视觉时代，历史研究也已站在了视觉转向的岔路口。研讨会主题中的三个关键词：视觉、观看与历史记忆的勾连，在几个领域的专家之间，激发起一场富有想象力的思想碰撞。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于宁在回溯了学会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合作渊源的同时，也对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寄予了高度期待。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杨小彦在主旨演讲中以四副漫画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会议的基本方向：以问题为导向，以观看为话题，以反思为方法。 　　这场学术活动是以一场纪录片放映开始的。《聆听澳门街》这部由丁澄导演，程美宝、刘志伟两位历史学家指导的纪录片，预示了本次活动的主题背后的历史?Y源。某种程度上，澳门是中国近代史的原点，也是摄影这一视觉现代性的载体进入中国的原点，因而也成为这场以视觉之名召集起来的学术会议的别样开端。 　　安哥、张新民、王军、李舸、赵青五位新闻纪实摄影界有影响的人物，从各自的从业经历和代表作品出发，为与会者提供了持续一天的视听大餐。 　　研讨会的专题演讲分别涵盖了“视觉文化与革命记忆”、“纪实影像与视觉人类学”、“图像历史与文化想象”三大主题，16位专家学者提供了凝练而富有多样性的内容，既有微观精到的个案研究，也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阐述。 　　见微知著：从细节开始的视觉研究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高级记者杜江在题为《广东人与革命战争摄影》的专题报告中，着重梳理了广东人在革命战争摄影中的特殊角色：解放区四大摄影家：沙飞、石少华、赵烈、郑景康，其中有三个是广东人，广东人对红色摄影的贡献是有历史客观原因的，广东在中国近代影像发展史上有一个很独特的地位，比如说中国第一张照片是在澳门拍的，第一批摄影师多是广东人。红色摄影是在抗战期间发展出来的，但沙飞“摄影武器论”的重要观点是在广东成熟起来的，是他在的两广活动期间形成的。 　　《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司苏实向与会者介绍了沙飞女儿王雁向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捐赠沙飞档案的详细情况，以及沙飞研究的历史脉络。 　　《中国摄影》主编晋永权则从“标准照”这一日常图像入手，透视了1956-1966年间日常生活领域的视觉改造运动：标准照的主体是工农兵，是被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人民的主体，这种建构是新生政权意识形态首要目标。标准照承担了这样一个重要功能，它的产出地是照相馆、宣传机构，这都是日常生活领域的影像生产和传播的公共机构。标准照，从技术标准来说，正面、平光，主体人物的服饰、发型等都有相对严格的规定性。而且还有严格的美学标准，那就是积极、健康向上、昂扬、表达时代精神等。标准照不只涉及单纯的审美判断及人物形象呈现方式，更有其重要的意识形态维度。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胡斌以“超人英雄”欧阳海的视觉形象塑造历程为例，分析梳理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英雄形象的塑造与意识形态以及和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复旦大学教授顾铮以日本摄影家拍摄原子弹爆炸后的创伤影像为例，探讨了日本人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以及他们建构记忆的方式，他们通过战争图像的生产建构新的自我认同的方式：所谓政治，其实意味着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以及寻求某种平衡的努力。记忆的政治学，意味着我们的记忆其实也始终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记忆的形成其实就处于一种竞争的甚至是对抗的关系之中。记忆在这样的关系之中被建构起来，或者被作为史实直到载入史册。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李艳红，以美国《国家地理》100年间发表的西藏照片为对象，剖析一种对西藏的想象性建构。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彭丽君则以《红色娘子军》为例，研究革命的观看、传播和记忆。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博士郑梓煜以摄影记者的职业危机为例，剖析作为历史的视觉底稿的新闻摄影，在媒体转型中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从事件现场到时代现场”的转向思路。 　　高屋建瓴：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