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全国检察系统第一张“全家福”.docVIP

追寻全国检察系统第一张“全家福” 　　我的父亲杨效椿曾任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生前被誉为“模范共产党员”，去世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省部级领导干部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全国极为罕见。 　　2011年7月8日是父亲百年诞辰纪念，2010年10月，中共安徽省委批准召开纪念杨效椿百年诞辰座谈会。筹备工作在省委办公厅和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下紧张有序地展开。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再版《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一书，在搜集充实资料的过程中，我想起了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张合影，因故不慎遗失，我下决心要追寻到这张照片并收入书中。 　　一 　　1955年4月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任命父亲为安徽省人民检察院首任检察长。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刚刚颁布不久，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任务十分艰巨。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除经法院决定逮捕的以外，逮捕其他犯罪嫌疑人一律需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凡是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均应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这对刚刚创建不久、机构设置不健全、人员较为缺乏的检察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了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父亲首先从加强组织建设入手，他到任后的第二个月就提出了《关于一九五五年组织建设的意见》，报经省委同意后批转全省贯彻执行。到1956年，全省新增了多个专门检察院，县级检察院从1954年的36个增至68个，检察人员从399人增至1457人。父亲还注重加强检察机关的业务建设，不仅批捕和公诉业务逐步深入，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劳改监督等工作也都在全国率先全面开展。3年后，安徽省的检察工作第一次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1956年3月19日至4月1日，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与会议代表合影。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与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代表合影，所以这张照片又被称为全国检察系统第一张“全家福”。 　　父亲非常喜欢这张“全家福”，这是当时挂在我们家中的唯一一张照片，这张“全家福”伴随着我们兄弟姐妹成长。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我们家经过上百次查后抄，这张“全家福”也不知去向。 　　2011年初，我抱着一线希望与安徽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刘铁流联系，接着又与省检察院办公室主任盛大友联系，盛主任安排档案科认真查找后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本来就很少，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省检察院撤销后档案全部移交给省公安厅。1979年1月，省检察院重新组建后，在省公安厅归还的档案中，“文化大革命”前的照片一张都没有。 　　省检察院档案科的这条线索断了。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档案处有没有？我请盛主任帮助联系，因为已经临近春节，最高检档案处答复节后再查。 　　二 　　与此同时，通过网上查寻，我了解到江西省井冈山市有一个人民检察博物馆，馆内收藏8000余幅珍贵照片，便立即设法与该馆馆长刘志成通上电话，得知该馆不仅有当年的原照，而且曾把原照送到北京新华社制成电子照片，并花了一万多元进行修版。在我出具了介绍信并经江西省检察院的领导批准后，博物馆才同意给我提供电子照片。 　　1月下旬，我收到了刘馆长提供的电子照片，结果发现这是一张翻拍的电子照片，只有100Dpi（像素），照片放大后不清晰。而电子照片导入书中对像素要求很高，只有达到300Dpi（像素）以上才能呈现清晰的图片印刷效果。 　　为了进一步搞清情况，我于2月1日到南昌市与刘馆长见了面。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带来了一本最高检与人民检察博物馆编印的《人民检察史》，该书首页收入了这张“全家福”，图像十分清晰。这张清晰的“全家福”应该是扫描原照后制成的电子照片，参加《人民检察史》编辑工作的沈久献老师手上还有一张印刷版电子照片。 　　遗憾的是，由沈久献提供的印刷版的电子照片，并非《人民检察史》所采用的那张，放大后图像出现“马赛克”，仍然无法使用。交谈中，刘馆长又提供了一条线索：2007年他们编辑《人民检察史》时，书中全部照片均由最高检资深编辑张永恩提供。而待我通过朋友与人在北京现已80多岁高龄的张永恩联系上之后，所能找到的电子照片仍因像素太低无法采用。 　　这条线索中断后，4月7日，省检察院派樊静专程去北京最高检档案处查寻。履行相关手续后，樊静终于看到了这张“全家福”的原照。时隔55年之后，全国检察系统仅保存了一张“全家福”，真是弥足珍贵。原想借出扫描后制成电子照片，但因该照片属于珍贵文物，不能外借。后经档案处处长于千批准，同意在档案处内翻拍。樊静用携带的相机照了若干张，并在第一时间传给我。遗憾的是因不是专业摄影师，使用的也不是专业相机，所以拍的照片仍不清晰，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