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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帮初探 高一（七）班 卢艺 8号 高一（七）班 褚曼 31号 明清商帮的兴起及原因 十大商帮特点 徽商 晋商 中国商帮的再次轮回 明清商帮的兴起 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成为商人。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于是商帮就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明清商帮兴起原因 （一） 商帮的形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商品经济发展又是生产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过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经济高潮。 明朝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传统农业下的完备。人力犁、风力水车得到广泛运用，龙骨车得到改善，并使用了畜力。水利建设有了相当发展，到15世纪初，明朝共开塘堰40897处，河4162处，修渠堤岸5048处。在农业方面，发明了砒石拌种、骨灰蘸秧根、区田法、提塘耕作法。农业的发展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明朝民营手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尤其是苏杭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还是生产规模上，都有了相当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亦有相当大的发展。从国内贸易来看，国内市场已从封闭的地区性市场，走向国内统一市场。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夸张的说法是“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明朝人李鼎的说法是“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沿着长江和大运河，出现了一批新兴商业城市。 明朝中期之后，对外贸易也有相当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较宋代有相当发展。海外贸易主要是南洋，其次是日本。仅福建的关税收入就从万历初时的二万两白银增加到崇祯时的5万—6万两。 （二） 对十大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还在于政策的变化。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强军和30多万匹战马给政府财政造成极大压力。大明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的以粮换盐引的开中制是晋商和陕商形成的契机。可以说，没有开中制，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就难以成气候。明朝中期，开中制转变为折色制，以及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经营是徽商成长的关键推动力。明朝中期，在辽东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没有这种政策，就没有在“走西口”中成长壮大的晋商。同样，明朝中期海禁的放松也是浙商、闽商、粤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有经济发展就有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无论如何禁止、压制，人逐利的本性使他们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去经商。尽管封建社会中一直执行重农抑末的重农主义政策，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但经商仍然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明代十大商帮的形成正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还应该看到，政策对商业发展的程度仍然是有影响的。明朝的折中制、折色制、开放东西马市，原来的出发点是巩固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商帮形成。 （三） 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 “士商常相混”无疑缩短了士与商的距离，强化了儒学对经商理念或商业伦理的渗透。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