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晚清时局中的创业潮.docVIP

1903，晚清时局中的创业潮 　　创业在当年可不见得有多么光耀门楣，但是，当官对任何人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好事。官衔，就是晚清最有效的“创业孵化器”。 　　对中国的创业者而言，“黄金时代”不仅是人人言创业的今天。早在百余年前，在新旧时代交汇的晚清，创业者们就迎来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创业潮。 　　与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比较，清末的创业者都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彼时，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概念逐渐为国人所熟知，有心往商海里扑腾几下的弄潮儿，在小打小闹的“经商”和“做买卖”之外有了属于他们的更高目标――办公司和做实业。 　　官衔是最有效的“创业孵化器” 　　清朝子民们能够在法律意义上自由地办公司、创业，还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事。 　　1903年4月，深为庚子事变惊惧的朝廷宣布成立商部。上谕称：“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并敦促载振、袁世凯、伍廷芳等大臣着手“提倡工艺，鼓舞商情”之事宜。 　　虽然决心要“鼓舞商情”，但朝廷仍旧担心国内那些本小胆也小的商人不敢放开手脚创业，于是又补充规定说，“凡商人出资营业，自一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的，分别发给七品至九品的“奖牌顶戴”。“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工人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 　　在清政府紧接着颁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白纸黑字写着：政府将依照公司创办人集资的多寡来进行奖励。“奖品”是象征社会身份的大大小小官职品衔和顶戴。 　　据史料记载，当时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准授予商部头等顾问，头品顶戴，准其子孙世袭商部四等顾问，三代而止。集股4000万元以上，准授予商部头等顾问官其子孙三代世袭商部头等议员……即使仅仅集股50万元的商人，也可以获准授予五等议员加七品顶戴。 　　只要能迅速激励人们投身民族工商事业，清廷连背上“卖官鬻爵”的恶名似乎也不在乎了。为何要如此不惜代价大肆鼓励创业？这说明当时一般民众不敢创业、不愿经商。创业门槛过高，商人地位过低，这让创业一直都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历史上商人不受待见，并非一天两天。按照传统的“四民论”说法，商人们在这个因循守旧的国度一直排在“士”、“农”、“工”这三个阶层之下，历来被社会公认为最无道德、最低贱的人群之一。 　　即使到了明代这个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皇帝朱元璋为了“重本折末”，依然对商贾阶层制定了歧视性的规定：“今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你看，商业阶层连穿衣服这种生活基本需求都要受种种歧视，何况其他。人们在如此恶劣的歧视性环境之下怎么可能安心经商呢？ 　　与“商的低贱相对，令整个中国社会趋之若鹜的是权力的中心――“官”。 　　官员对于商人而言，永远是需要他们毫无底线地去“伺候”、“孝敬”的主人，商业阶层本身，则始终是位居于一种低贱的奴仆地位。明末的《士商要览》，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一部“商书”，里边明确地写着一条“是官当敬”的原则：“官无大小，皆受命于朝廷，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辱慢”。商人奉行的这些金科玉律一直延续到了晚清。 　　惯于自轻自慢的商人们“敬官”之因，并不在于官员们在道德上值得尊敬，而仅是因为“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份也”。学者余英时曾对此愤愤不平地说：专制的官僚系统犹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 　　因此，清政府要想吸引时人投资办公司、拉人马搞创业，最佳途径莫过于直接给予创业者行政级别。让原本最“低贱”的人，获得最“高贵”的身份。创业这事，在当年可不见得有多么光耀门楣，但是，当官，头上有顶戴花翎，这对任何人都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好事。官衔，就是晚清最有效的“创业孵化器”。 　　普通人在晚清创业究竟有多难 　　不过，奖励归奖励，即使清末的创业者们迈入了“官”的序列，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轻松开办企业。 　　大清国的各种生意历来都是由衙门管控，尤其是重要行业，需要政府特许方可经营。如无特许，则会被视为异端。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早就为近代公司定下了“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由商人“自立条议，悦服众商”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官督商办”。不过，李中堂简单的一句话并没能说清楚诸多细节问题。一份创业计划书，究竟要怎么才能变成一家公司，当时并没有专业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来管这件事。 　　于是，一个1903年以前的创业者只好带着他的计划书先后呈报当地巡抚、布政使、筹饷局，每一个衙门的大员都很难沟通。在漫长的等待后，计划书必须上报更高一级的省布政使等政府人员，转了_一大圈，宝贵的时间不知耗去了多久。投资人恐怕谁也等不了这么长时间，早就拿着钱退股离场了。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