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与“选择权”的较量.docVIP

“生命权”与“选择权”的较量 　　3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得克萨斯州堕胎法引发的诉讼，即“妇女保健诊所诉科尔案”。这是近20多年来最高法院审理的最重要的有关堕胎权的案件，对该案的裁决将决定各州能在多大程度上制定限制堕胎的法律而不违反妇女的宪法权利，对美国社会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生命权”和“选择权”之争的走势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引发了美国社会广泛的关注。 　　堕胎权争议的由来 　　在美国，堕胎问题是一个引发激烈争议和分裂的医学、宗教和道德伦理问题，也是联邦和州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自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裁决以来，支持妇女堕胎的“选择权”和反对妇女堕胎的“生命权”两大阵营一直争论不休，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19世纪初，美国并没有限制堕胎的法律。19世纪20年代后，出于当时卫生条件贫乏和医疗技术落后等因素，妇女堕胎死亡率较高。为了降低妇女堕胎的死亡率，以及出于宗教、道德伦理和维护传统两性关系地位等原因，各州相继制定了反堕胎的法律，马萨诸塞州成为第一个通过堕胎非法法律的州。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几乎所有的州都制定了反堕胎法，除肯塔基州外，各州均将堕胎定为重罪，多数州只有在为挽救孕妇生命的情况下才允许堕胎。 2015年1月22日，反对堕胎的美国民众在华盛顿最高法院大楼前举行游行活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妇女权利运动，矛头直指妇女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对禁止堕胎以及对妇女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限制发起挑战。此外，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和产妇死亡率降低，也使得一些医生为免于起诉而反对现有的堕胎法，以寻求合法地位。随着“性解放”和避孕药具的普及，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的妇女日益增多，但由于各州法律严禁堕胎，正规医院和医生不能从事堕胎手术，致使一些妇女不得不在条件恶劣的“黑诊所”以及条件一般的私人诊所偷偷堕胎，结果手术失败和术后感染的悲剧时有发生。在这样情况下，美国堕胎权组织应运而生，呼吁废止现有把堕胎定为犯罪的法令，放宽对堕胎限制的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并得到热烈响应。 　　在反堕胎和妇女权利运动的推动下，上世纪60年代初，密西西比、亚拉巴马、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马萨诸塞等州修改了堕胎法，以后又有一些州紧随其后修改了法案。1970年，阿拉斯加、夏威夷、纽约和华盛顿等四个州通过了全美最自由化的堕胎法，允许孕妇在医生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堕胎。但当时多数州仍把堕胎定为犯罪。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得克萨斯州一名叫做诺玛?麦考维的妇女用简?罗伊的化名向最高法院起诉，该州1857年制定的把堕胎定为犯罪的法律违反了宪法，即“罗伊诉韦德案”。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判定得克萨斯州仅允许在挽救孕妇生命时才可以堕胎的法律违反了妇女应享有的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这一裁决推翻了所有州禁止堕胎的法律，确立了妇女堕胎的宪法权利。 　　当时，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遭到了宗教和社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从宗教和传统家庭价值观出发，认为生命始于受孕，胎儿虽然不能自我辩护，但拥有基本的生存权利，“随意堕胎等同于随意杀人，违背了基督教教义，是一种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他们强调，“男女完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男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担当不同的角色。让妇女拥有自由的堕胎权，不仅纵容了由于性随意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破坏了上帝对人类的精心安排。由于人类的繁衍是人类的责任和义务，纵容妇女自由堕胎等于打断了人类正常的繁衍过程。”他们还认为，最高法院对“罗伊案”的裁决是违宪的，因为宪法中没有一处提到堕胎、隐私权和个人选择。此外，根据宪法第十修正案，制定堕胎法属于州权的范围，最高法院无权作出决定并强迫各州接受这一裁决。 　　而民权和妇女权益组织、堕胎诊所则支持这一裁决。他们从个人自由的观念出发，认为生育自由是最根本的人权之一，妇女有权控制她们自己的身体和生育，有自己决定是否堕胎的“选择权”;堕胎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私事，受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权利法案》引申而来的“隐私权”的保护。此外，他们还认为，“男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传统赋予妇女家庭主妇的角色是社会中产生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用法律的形式来强迫妇女做母亲是不人道的”; 妇女职业上的成功、经济上的解放以及平等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只有在控制自己的生育权后才能得到推进。 　　这样，在“罗伊案”裁决之后，美国社会在堕胎问题上就形成了认为妇女拥有自由堕胎权利的“选择权”派和反对堕胎的“生命权”派两大阵营，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持续到现在。 　　激烈的立法与司法争议 　　“罗伊案”后，“生命权”派和“选择权”派围绕堕胎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立法和司法之争。 　　推翻最高法院“罗伊案”裁决、通过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一直是主张“生命权”的宗教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