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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 　　1939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罔顾国际公约，派遣驻哈尔滨“731部队”与驻南京“1644部队”，携带十余种细菌，远程奔袭，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对浙江30多个市县的广大地区，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武器攻击。 　　日军对衢州撒播鼠疫细菌，衢州城乡疫情蔓延 　　衢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1940年盟军在衢州扩建空军基地，以便轰炸日本本土。日军参谋本部为阻止盟军的战略意图，命令日军第13军团对浙江衢州等地发起攻击，驻哈尔滨“731部队”远征队协同作战，以空中投撒方式实施大规模无差别的鼠疫细菌攻击，开始了日军对浙江境内大范围实施细菌战的罪恶行动。 　　日军驻哈尔滨“731部队”和驻南京“1644部队”是两支特殊的日军细菌战部队，主要执行防疫给水和细菌武器研制任务，包括研制和生产鼠疫、炭疽、霍乱、伤寒、白喉、痢疾、结核、梅毒等生物菌和原虫以及瓦斯、芥子气等毒气。 　　1940年10月4日，“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下达细菌攻击命令：“731部队按计划派飞机一架，携带鼠疫疫菌、霍乱干燥菌对衢县进行攻击。”上午9时，日军“731部队”航空班班长增田美保和松本正一驾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到衢州上空，在200米至300米低空，从衢州城西安门向上营街、水亭街、紫家巷一带居民区，撒下许多大麦、荞麦、粟米及跳蚤等物。敌机往复两次后飞离衢州。 　　10月10日，老鼠开始频繁出现在衢州上营街、下营街、县西街上，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几天后，衢州城发生鼠疫。先是城区罗汉井5号人家的黄廖氏、黄氏、冯妹等人感染，患者头痛、畏寒、发热、呕吐，三五天后死亡。接着，水亭街50号江氏、春江美，宁绍巷14号陈芳心林等数十人相继死亡。 　　11月12日，衢州柴家巷3号八岁女孩吴士英和罗汉井巷两位居民相继发病，其症状发热、淋巴结肿大、呕吐、出血等，15日死亡。11月22日，上营街、水亭街等居民区又有八人死于鼠疫。 　　国民政府各级卫生机构很快有了行动。衢州卫生院长和专家从死者身体采集的淋巴液中检验出腺型鼠疫病菌。空投的跳蚤，经浙江省卫生实验室鉴定为鼠疫蚤。后国联防疫医官、细菌学专家叶墨博士检验：证实日机撒播下的麦粒、粟粒等物，均染上鼠疫杆菌。 　　鼠疫中的腺型鼠疫通过空气和飞沫传染、扩散，继发肺炎或败血症，发展迅猛，死亡极快。由于恐惧，人们设法逃离疫区。结果，衢州疫情失控，迅速在全城18条街道，13个近郊乡村蔓延和流行起来。 　　为了应对疫情，国民政府成立鼠疫防治委员会，下拨防治药品，建起隔离医院，并邀请国联防疫专家参与防治。 　　1941年2月至11月，衢县城区鼠疫发病者有281人，死亡274人。其中死绝的有17户，一家死三口的有20户。 　　战后，日军细菌武器的始作俑者“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法庭的《审问记录》中供认：1940年已完成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十余种发病菌的实验，传染方法有地面人工撒播，从飞机上进行雾化传播，投陶土细菌弹等。1940年到1942年进行了“内容极其广泛的实验”。 　　1949年12月25日，苏联军事法庭对细菌战战犯审讯时，“731部队”少年班的筱冢良雄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1940年5月，‘731部队’少年班18人用一个月培养了900cc跳蚤，2000只老鼠，都送到南京地区，用以杀害中国人民。”他说：“在7月至11月中旬，‘731部队’又编制两个临时细菌生产工厂，制造了270公斤伤寒、霍乱、副伤寒、鼠疫、炭疽菌，由航空班送往南京，由‘731部队’远征队在华中地区使用，毒杀中国 　　人民。” 　　据调查，日军第一次对衢州实施细菌武器攻击，造成了衢州2125人死亡，数以万计的人染病。 　　日军在宁波施放鼠疫杆菌，进行人体活体解剖 　　由于宁波独特的地理位置，日军把它列入首批细菌武器攻击的重要目标，处心积虑地做了充分准备，企图通过撒播鼠疫细菌，使其发生大范围的传染疫病流行，以瘫痪或摧毁这个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 　　1940年10月27日上午7时，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抛下大量传单，上面写着：“重庆在闹饥荒，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因此有余粮接济你们……”下午2时，日机再次入侵宁波，在东大路、开明街一带投下大量夹杂着麦粒和面粉的鼠疫杆菌的疫蚤。仅隔两日，就有人感染生病。 　　据历史档案记载：“1940年7月至12月，由日军‘731部队’远征队太田澄大佐、山本吉郎中佐指挥，出动100余人，携带125公斤鼠疫、霍乱、伤寒细菌，从杭州到宁波等地实施细菌攻击。” 　　鼠疫流传很快，宁波开明街胜利昶西服店死了四人，元泰酒店死了四人，上海书店死了两人，宝昌祥内衣店死了14人。疫情迅速蔓延扩大至太平巷、开明街、东大路一带，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居民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