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原因探析及缓解.doc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原因探析及缓解 卫生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为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为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这些数字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城乡居民的就医困难。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主要是指人们在购买医疗服务时，对医疗服务提供的便捷程度、服务质量及价格不满意的一种评价。“看病难”一般是指群众获得基本医疗服务不方便、不快捷，难以得到满足，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由于医疗资源不足或配置不合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难以覆盖中西部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看病难”这一问题时有发生。而在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大医院车水马龙，人满为患，仍然造成优质的医疗资源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导致“看病难”。“看病贵”一般是指实际医药费用高于群众获得基本医疗服务所期望的费用。表现为患者对医疗费用的认知和相对于患者自身承受能力的贵，患者对医疗服务价格的预期较低，而现实医疗服务价格高于其心理预期，心理形成强烈反差，自然认为“看病贵”。看病贵，贵在检查和药品。 切实解决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对形成这一症结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要正确理解“看病难、看病贵”成因的复杂性，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有： （一）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人口老龄化 中国在2000年就进入了老龄化国家。目前我国劳动人口和老人的比例已经从15年前的10:1上升到了3:1。老年人的患病率和患病时间平均是一般人的2～3倍。资料显示，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80%用于了老年人，这其中的80%又用于了急危重症病人。 （二）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大，人民币购买力下降 中国在总体人类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以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也在扩大。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4。据悉，中国20%的富人阶层已占有80%的社会财富。一方面富人阶层要求住高档病房要求特需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大部分老百姓连基本医疗需求都还不能满足。中国城市恩格尔指数在30%左右，农村在50%左右，表明中国刚刚解决吃饭问题，百姓还无力承受日益高涨的医疗服务费用支出。与2005年相比，2013年的1000元人民币已缩水至576元”，人们不得不感叹“人民币真对不起中国人”。而城乡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1/4～1/3与疾病直接相关，疾病加重了社会贫富分化，加重了百姓对疾病风险的恐惧心理，使“看病贵”易于产生共鸣，成为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 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总费用的2%。卫生总费用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卫生投入增长与社会总体发展的增长速度不相适宜。现在看病难更多的是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和就医秩序混乱造成的。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不仅让社区和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而且也让以“高药价、高耗材”为特征的过度医疗愈演愈烈。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相信当地医疗机构，只奔大城市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而大医院运行成本高，既不能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直接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加重了自己的经济负担。 （四）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不断增长 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健康观念逐渐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更多、更高。病人一味追求名院、名科、名医，小病也往大医院跑。以前挂号时挂普通门诊，现在要挂专家门诊；以前到医院看了病就走，现在还要求提供特需医疗服务和良好的就医环境。 （五）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 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再者，医院目前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加成越多，医院当然不会去进低价药。进而到了老百姓那里，药价已近不可能低下来。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7次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但是药品生产企业大量生产替代药品，老百姓却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效果，致使“看病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