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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卷第5期 2O02年9月 法 治 论丛 The Rule of Law Forum V01．17．No．5 Sep．，2OO2 ◆理论篇 略论法律语言与司法公正 潘庆云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 要： 法律语言作为司法公正的载体，除了记录、保存司法公正的静态功能外，还有推动和 传播司法公正的动态功能。在一定条件下，法律语言直接体现了司法公正．成为司法公正的一部 分。同时，作为栽体，法律语言的极限，法律语言作品在人类心理层面上构建的限制性“视界”，把司 法公正匡囿其中，成为司法公正的“牢房”。在司法制度和法律语言作品改革中，应当正视现行法律 语言作品在格式程序，事实、证据表述和理由阐述等方面有悖司法公正的弊病，并认真分析其成因， 总结借鉴古今中外法律语言的成功经验，对法律语言作品的格式事项、事实叙述、证据甄别、理由阐 述以及技术规范进行全面的改革和优化，即不断优化栽体、冲破“牢房”的桎梏，努力追求和最大限 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法律语言；司法公正；栽体；牢房；事实叙述；证据甄别；理由阐述 中图分类号：DF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25(2002)05一OO28—09 一 、 法律语言的终极目标：司法公正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进入法制时代后，公正或正义乃是社会制度或法律规范所不可或缺的 基本价值蕴涵，是法律所追求的一个永恒价值目标。而司法公正，则是在进行诉讼和非诉讼的 法律事务中，自始至终地贯彻和实现法律所设计的内容和价值。 法律语言，是一个随法律制度的滥觞而产生，随法律制度的沿革而发展的语体范畴。中国 法律语言源远流长，它发轫于夏、商、周至春秋后期。据《周礼·秋官》等典籍的记载，当时已有 “两造”(诉讼双方)、“两剂”(诉讼双方的券书，犹今之诉讼和答辩状)、“牍书”(书判或语判)等 法律概念和法律语言作品。至秦、汉两代，即法律语言的形成阶段，不仅法律语言作品数量递 增，对其制作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史记·酷吏列传》、西汉路温舒《尚德缓刑书》等史料中 均有官吏精心制判，“锻炼而周内(纳)之”，使之周密无懈的记载。自唐代起，对“判”之类的法 律语言作品更加重视，千年以来，有不少判词专集，同时也有不少关于法律语言的真知灼见流 传至今。 有人说法律语言“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而司法公正则是优秀法律文化的精髓。 法律语言在传承优秀法律文化，追求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例如宋代以后不 少治牍官吏，将自己办案的判词汇集成书，流传后世。其用意何在?用当时的话来讲是“申做 官吏，讫于惩恶”(见《名公书判清明集》明刻本盛时选“后序”)，而当时选编“清明集”的慢亭曾 孙所持标准，主要不在文章，而在于是否“清明”。其实，早在北宋，一些士大夫对文章和政事的 收稿日期：2002—06一ll 作者简介：潘庆云，男，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28 关系已有深层思考并改变了传统的看法。例如欧阳修即有“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② 的见解。其意思是：作为一个正直的封建官吏，目睹当时刑狱的腐败，不可一味沉溺于文章，以 求个人的升迁，也应注意政事，包括许多士大夫认为是吏事而不屑一顾的刑狱判牍之事。许多 流传至今的历代优秀法律语言作品，实际上是当时政治历史条件下反对刑狱腐败，追求政治清 明、司法公正的产物。 在中国法律语言的成熟阶段(明、清两季)，同时也出现了有关法律语言认知和运用技术的 著述，如王又槐《办案要略》中的许多章节和李渔《资治新书》中的部分论述。李渔《资治新书· 慎狱刍言》中有“论人命”、“论盗案”、“论奸情”等篇目，都涉及对言辞供证的慎重、精细、详明的 处理，规范相关文书的项目名称及内容要素等内容，指出对案件的判断处理不可“观望上司之 批语以定从违”，也不可“摹写历年成案以了故事”。清代王又槐《办案要略》第二部分《论批呈 词》@、《论详案》④、《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