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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一次未能完成的阅兵 　　1971年以前，每年的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游行活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都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大军，游行队伍主要包括由解放军组成的国旗方队、国徽方队、红旗方队、文艺大军、体育大军，以及每年国庆游行都不可缺少的首都工人民兵师，其后就是各种彩车和群众游行队伍了。每年参加游行人数十几万，对参加游行的部队来说实际上是一场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作为距北京最近的建制军，1971年以前每年都组成红旗方队参加国庆游行。 　　国庆游行队伍走在最前面的自然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组成的国旗方队，之后是由北京卫戍区组成的国徽方队，然后才是38军的红旗方队。红旗方队由7000余人组成，每排75人，人手一杆红旗，以正步方式呼喊口号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1969年呼喊的口号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是1969年3月入伍的，入伍后常常听到老兵谈到在北京参加受阅的经历，内心真是羡慕他们，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到北京参加受阅。当年8月，我所在的113师炮兵团接到了受阅任务，参加受阅的人员要求身高在1米7至1米8，我身高1米 75，荣幸地被选中了。 　　全团被选中参加受阅的人员重新编制，组成了临时连队，每天在团里的大操场上拔正步。正值三伏，天气炎热，那时部队没有短袖衬衣，训练时全部是上身穿背心，下面穿着部队发的肥肥大大的白裤衩，肯定是极不雅观，好在部队营房难得见到女性，凉快方便就行。累得什么样就不提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艰苦训练一个多月后，就盼着北京之行了，突然有一天部队紧急在操场集合，团参谋长带领大家念毛主席语录：“情况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然后宣布，部队另有任务，不参加今年北京受阅了。这一次，我空欢喜了一场。 　　1969年年底，我调到师通讯营无线电连当报务员，1970年8月部队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参加合成演习，那年国庆游行任务是38军的112师和114师担任的。十一那天，当我在收音机里收听受阅部队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实况转播时，又产生了强烈的去北京参加受阅的念头。 　　1971年7月，38军113师又接到国庆游行方队阅兵任务，师直属队的通讯营和侦察连合编为一个连队，走一个75人的排面，我所在的无线电连只抽了7个人，我主动报名参加了受阅连队。在保定训练一段时间后，1971年的8月10日，我们终于乘车来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各个大学都没有上课，我们住在矿冶学院的教室里，那时，北京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都住了受阅部队。 　　每天早饭后部队乘坐解放牌卡车去西郊机场训练，中午在西郊机场飞机库的水泥地面铺上雨衣午睡，每个飞机库能睡近千人。虽然条件艰苦，训练很累，但那时大家士气非常高昂，在去西郊机场来回的路上都是一路歌声不断。 　　1971年的方队形式与前几年有所改变，虽然还是7000人的方队，每排仍为75人，但是不再举红旗了，而是每人手持一本红塑料皮的《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受阅时挥动毛选，呼喊口号正步通过天安门广场。那年方队呼喊的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每隔四步循环呼喊，挥动语录本的频率与步伐一致，也是一步一挥动。 　　为了防止受阅时语录本从手中脱落，每个人又发了一捆女孩扎头发用的皮筋，要求用皮筋把毛主席语录系在手掌上，领导反复强调谁在受阅时语录本掉了就是政治事故，我们一般都在语录本上绑上几条皮筋，在后来的每一次合练中从没有发现有人掉过语录本的。 　　那时我们的装束也很有特点，上身还是着长袖军装扎腰带，但军裤都被统一剪成了不到膝盖的短裤，很像《红色娘子军》里女红军的装束，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样穿着的好处，凉快自不必说了，最重要的是拔正步踢腿是否伸直一目了然，不像以前穿长裤时腿稍微弯曲一点可以偷点懒。在北京训练时我们也是这身着装，可以想象得到成千上万条光溜溜的腿随着一个节奏摆动时的壮观景象。 　　临近十一了，我们已经进入方队合练阶段，9月初的一个夜里所有游行大军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次合练。9月12日进行第二次合练，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天安门广场走了一趟后，按照惯例还有第二次，但在9月13日凌晨一点左右，部队接到通知：为了不影响中央首长休息，游行队伍不要喊口号了，第二趟合练也没搞就结束了。在我们乘车返回驻地的路上，大家发现北京的街上有些与往常不一样，不时有列队的全副武装的陆军战士在街上行走，对此我们以为临近国庆加强巡逻的关系。 　　在随后的一周里，部队不再去西郊机场合练了，每天只是分散在各处以连为单位安排训练。一天晚上，我们几十个战士出公差，到西郊机场去拆除受阅部队搭建的临时厕所，汽车在西郊机场门口被拦阻了有一个多小时才被放行。进去后看到的情景很让我们感到意外，机场跑道两边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