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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经济学 2006-2-6金融时报中文网??Scheherazade Daneshkhu、Fiona Harvey? 美国“石油瘾”（addiction to oil）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该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上周（在国情咨文中）提到的对政局动荡的中东各国的依赖。全球顶级气候学家们认为，人们对矿物燃料的依赖正造成一场全球变暖的灾难，最终可能会以地球本身为代价。 面对这些威胁，可以预计：理性的人们和政府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然而，却没什么人呼吁在短期内采取成本高昂的举措，以避开某种长期的威胁——特别是当这是一种天生就难以准确评估的的威胁时。 要说服个人和企业采取必要行动，以解决经济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这本身就需要经济学方面的论证。然而，应如何给全球气候及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灾难来定价呢？ 随着《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即将于2012年到期，填补这一政策真空的种种尝试，突然使得环境经济学成为该学科最热门的领域。目前的挑战在于，要找出能够最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的政策，并提供一个有利于达成国际共识的理性基础，以便在政治家和商业人士中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经济学用了一段时间才步入主流。尽管该领域的科学知识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经济方面的进步却相对缓慢得多。你无须费力寻找其背后的原因。绝大多数经济学理论都是用来处理那些相对短期或本国的问题。即便是国际经济学，在应对跨国境问题时也是捉襟见肘。 经济学家们发现，要想准确预测一年以后的事，就已经非常困难，更不用说100年以后了。然而，环境经济学必须在一个长得令人生畏的时间跨度内，应对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科学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难怪英国政府资助的商业咨询组织碳信托(Carbon Trust)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格布(Michael Grubb)宣称：“要领会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就像试图在没有牛顿力学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去理解宇宙大爆炸。” 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 Oxford)经济系的迪特尔?赫尔姆(Dieter Helm)补充说：“在如此规模的挑战面前，经济学家们的常用工具似乎微不足道。”他表示，正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失业经历要求重塑宏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内容一样，气候变化也需要新思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气候变化）传统思维方式的缺点令人不悦地开始显现。当时，经济学家们受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委托，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来评估其对环境的破坏。在上述分析中，对一个美国人生活的估价，是生活在欠发达地区人口的15倍，此消息一出，抗议之声顿起。 另一个问题是，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极少将环境商品纳入考虑范围，譬如清洁的空气和水、稳定的气候。为此，联合国开始推广“自然资本”的概念，将其作为一种环境商品的估价方式，以便将此种商品纳入经济学家的考虑之中。 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董事克劳斯?托普弗(Klaus T?pfer) 所描述的那样：“大自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大气、森林、河流、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其价值当以万亿美元计。当我们破坏自然资本的时候，我们不仅在破坏我们的生命支撑体系，同时也在破坏今人与后人的经济基础。从发展角度而言，针对这种自然资本的投资有很高的回报率。” 英国可以宣称自己处于辩论的最前沿——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一个决定，即对气候变化经济学进行委托研究。该项研究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高级官员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爵士领衔进行。斯特恩爵士的报告，将从全球角度研究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和潜在利益，并就解决这一问题之经济手段的潜力进行评估。从今年起，联合国将就《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进行讨论，而上述研究结果将成为讨论的部分依据，由此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力。 上周，尼古拉斯爵士在牛津经济政策学会(Ox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的一次演讲中首次公开谈论他的研究情况。他概述了对气候变化设置经济学解决方案的一些复杂因素，并接着说道：“这个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简单的外部标准理论”——这种外部性在于生产和消费产生的无报酬溢出效应——“是有用的，但不是该问题的根本答案”。 他表示，第一步是要让所有相关政府相信，有必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紧急行动。《京都议定书》的历史反映了达成国际共识的难度。该议定书已遭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否绝，而且拖延和争执此起彼伏。 美国等国家认为妥协的代价过于高昂。正像赫尔姆所指出的，气候变化是全球公“害”，单个国家由此滋生了从他国减排行为中“沾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