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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经济学
气候变化经济学
2006-2-6金融时报中文网??Scheherazade Daneshkhu、Fiona Harvey?
美国“石油瘾”(addiction to oil)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该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上周(在国情咨文中)提到的对政局动荡的中东各国的依赖。全球顶级气候学家们认为,人们对矿物燃料的依赖正造成一场全球变暖的灾难,最终可能会以地球本身为代价。
面对这些威胁,可以预计:理性的人们和政府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然而,却没什么人呼吁在短期内采取成本高昂的举措,以避开某种长期的威胁——特别是当这是一种天生就难以准确评估的的威胁时。
要说服个人和企业采取必要行动,以解决经济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这本身就需要经济学方面的论证。然而,应如何给全球气候及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灾难来定价呢?
随着《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即将于2012年到期,填补这一政策真空的种种尝试,突然使得环境经济学成为该学科最热门的领域。目前的挑战在于,要找出能够最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的政策,并提供一个有利于达成国际共识的理性基础,以便在政治家和商业人士中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经济学用了一段时间才步入主流。尽管该领域的科学知识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经济方面的进步却相对缓慢得多。你无须费力寻找其背后的原因。绝大多数经济学理论都是用来处理那些相对短期或本国的问题。即便是国际经济学,在应对跨国境问题时也是捉襟见肘。
经济学家们发现,要想准确预测一年以后的事,就已经非常困难,更不用说100年以后了。然而,环境经济学必须在一个长得令人生畏的时间跨度内,应对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科学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难怪英国政府资助的商业咨询组织碳信托(Carbon Trust)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格布(Michael Grubb)宣称:“要领会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就像试图在没有牛顿力学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去理解宇宙大爆炸。”
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 Oxford)经济系的迪特尔?赫尔姆(Dieter Helm)补充说:“在如此规模的挑战面前,经济学家们的常用工具似乎微不足道。”他表示,正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失业经历要求重塑宏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内容一样,气候变化也需要新思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气候变化)传统思维方式的缺点令人不悦地开始显现。当时,经济学家们受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委托,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来评估其对环境的破坏。在上述分析中,对一个美国人生活的估价,是生活在欠发达地区人口的15倍,此消息一出,抗议之声顿起。
另一个问题是,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极少将环境商品纳入考虑范围,譬如清洁的空气和水、稳定的气候。为此,联合国开始推广“自然资本”的概念,将其作为一种环境商品的估价方式,以便将此种商品纳入经济学家的考虑之中。
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董事克劳斯?托普弗(Klaus T?pfer) 所描述的那样:“大自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大气、森林、河流、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其价值当以万亿美元计。当我们破坏自然资本的时候,我们不仅在破坏我们的生命支撑体系,同时也在破坏今人与后人的经济基础。从发展角度而言,针对这种自然资本的投资有很高的回报率。”
英国可以宣称自己处于辩论的最前沿——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一个决定,即对气候变化经济学进行委托研究。该项研究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高级官员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爵士领衔进行。斯特恩爵士的报告,将从全球角度研究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和潜在利益,并就解决这一问题之经济手段的潜力进行评估。从今年起,联合国将就《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进行讨论,而上述研究结果将成为讨论的部分依据,由此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力。
上周,尼古拉斯爵士在牛津经济政策学会(Ox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的一次演讲中首次公开谈论他的研究情况。他概述了对气候变化设置经济学解决方案的一些复杂因素,并接着说道:“这个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简单的外部标准理论”——这种外部性在于生产和消费产生的无报酬溢出效应——“是有用的,但不是该问题的根本答案”。
他表示,第一步是要让所有相关政府相信,有必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紧急行动。《京都议定书》的历史反映了达成国际共识的难度。该议定书已遭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否绝,而且拖延和争执此起彼伏。
美国等国家认为妥协的代价过于高昂。正像赫尔姆所指出的,气候变化是全球公“害”,单个国家由此滋生了从他国减排行为中“沾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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