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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杭州峰会：全球治理风向标 　　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G20杭州峰会，注定将是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峰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布鲁斯?琼斯对这次峰会的论述可谓精准到位。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国际事务分析有两个视角，一是地缘政治视角，即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权力重新分配时代的大国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全球治理视角，即现有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是否有能力管理复杂的全球挑战。在布鲁斯?琼斯看来，G20杭州峰会之所以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因为它把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结合了起来，“从根本上说，这场峰会将为主要大国如何处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定下基调”。 不确定的时代 　　诚如习近平主席9月4日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辞中所说，G20峰会是“临危受命”。它的存在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危机的紧迫与否，以及危机在主要经济体中的分布，一直影响着G20机制的走向。2008年以来G20机制的运行高开低走，寄托于其上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进展缓慢，与危机的不均衡分布或动态变化不无关系。2006年至2008年，欧美经济增速无一例外呈现明显递减趋势（见表格1），率先感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切肤之痛。这个时段，金砖国家经济普遍保持较高增长率（见表格2）。此后三年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办的G20峰会，对欧美来说如同“诺亚方舟”。 　　最近三年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3年至2015年，金砖国家中除了印度经济保持上升势头外，中国、南非经济增速都放缓，而俄罗斯和巴西甚至出现了衰退（见表格3）。反观欧美，经济都出现温和复苏的态势（见表格4）。尤其是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经济在2016年与2017年依然将保持稳定增长。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托尼?派恩的话耐人寻味：G20峰会诞生于严重的全球危机，重要的是应明白，它的诞生仅仅因为那场危机。他没有明说的是，更重要的是谁的危机，才是决定G20角色的关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西方国家来说，G20峰会的角色，更多的只是动用国家力量挽救全球经济，从而挽救自身经济，而非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马克?肯威尔教授一针见血：让发达国家接受把重要资源让渡给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政治意愿并不存在。这也是为何西方国家把G20机制从短期的危机管理转变为长效的经济治理机制兴趣不大的重要原因。如果事态这样发展，谁能保证下一步不会出现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 　　与对G20机制兴趣不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却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本质上说，这两个协定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划的一道地缘政治分界线。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一概被排除在外的事实说明，全球化正在出现危险的“政经分离”趋势，经济融合正遭遇政治上的狙击。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学者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认为，日渐融合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 　　民粹主义已经在英国通过“脱欧公投”取得了第一场胜利。如果特朗普入主白宫，很难预料全球化进程的结果。与某些政治领导人在上层建筑层面狙击全球化相比，民粹主义对全球化的侵蚀将更为根本。这一切都明确指向一个事实，国际秩序正面临一个拐点。布鲁斯?琼斯认为，过去20多年来，建立在经济上双赢的国际秩序一直比较稳定，但这种秩序正面临挑战和威胁，也正在遭遇侵蚀破坏。“我们正面临着‘双输’国际体系的危险，包括大国安全关系的恶化，以及国际合作基本结构的崩溃。” 　　无论是西方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事实上的虚以委蛇，还是民粹主义对全球化趋势可能的釜底抽薪，都说明国际秩序进入了大变革前夜的不确定时代。意大利著名左翼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有句名言：旧的正在死去，新的尚未诞生，在此期间，各种病态征兆粉墨登场，此谓危机。我们是否正处在危机时刻？托尼?派恩没那么悲观，他对这个时代的界定是“极大的不确定”。在他看来，这也正是打造G20机制带领我们走过难关的时刻。 G20与全球治理 　　G20杭州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情况下，世界经济需要这样一剂强心剂。国际社会更需要因经济合作而产生的溢出效应，推动整个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土耳其前经济部长凯末尔?德尔维什，最近撰文强调了恢复对全球治理信心的紧迫性。他指出，纵观美国、亚洲、欧洲以及中东，身份政治与排外民族主义的回潮，有使二十世纪悲剧重演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突出“国际社会”的存在与需要，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有助于确保一个和平的世界。 　　G20机制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注定能对世界失序力挽狂澜，或者说它就是孕育国际新秩序的胚胎。这个平台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它预示着冷战结束以来，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