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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之道教思想倾向管窥 　　摘 要：《三国演义》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同时又受到道教文化的浸染，表现出明显的道教思想倾向，包括：小说对道教先驱者寄予了高度同情乃至赞赏的态度；诸葛亮与关羽两个“光辉”形象具有明显的道教徒色彩；小说充满了道教的神秘气氛；道教女性观对小说女性形象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三国演义》 道教 思想倾向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主张“拥刘反曹”，歌颂忠义仁政，反抗黑暗暴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同时，作品又受到道教文化的浸染，表现出明显的道教思想倾向，这主要从小说对待道教先驱者的态度、小说中的诸葛亮和关羽两个“光辉形象”的道教徒色彩、小说充满了道教神秘色彩，以及小说传达出平等公正的女性观等方面体现出来。 　　一、小说对道教先驱者持高度同情乃至赞赏的态度 　　《三国演义》对道教先驱人物持高度同情乃至赞赏的态度，这主要包括道人于吉，奉行五斗米道之张陵、张鲁，奉行太平道之张角兄弟等；这种同情及赞赏的态度，从《三国演义》对历史材料的增删与取舍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1] 　　首先，小说对道教“活神仙”于吉的描写，是将西晋人虞溥的《江表传》与东晋人干宝的《搜神记》两书所载捏合而成，但增加了许多溢美之词，如借众人之口，称他“普施符水，救人万病，无有不验，当世呼为神仙”，以至于吉一出现，“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而当孙策把于吉关入大牢后，策母劝他释放于吉，说：“此人多曾医人疾病，军民敬仰，不可加害。”后来孙策最信任的谋士“张昭等数十人连名作状，拜求孙策，乞保于神仙”。这些增饰之词，突出了于吉的深得人心，传达了作者的称颂之意。 　　其次，小说所写张陵、张鲁之事，主要源于《三国志?张鲁传》及裴松之注所引《典略》一书，但主观取舍态度明显，如小说对张陵的描写比传记中多了“人皆敬之”的褒语，而去掉了“助米五斗，世号米贼”的贬语；传记所载张鲁袭杀同是五斗米道的张修一事，在小说中更是完全删除不书；《典略》批评五斗米道：“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为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兢共事之。”小说则把所收道徒的五斗米改为“义舍”之用，云：“又盖义舍：舍内饭米、柴火、肉食齐备，使过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这些取舍明显传达了作者对五斗米道的称赞态度。 　　此外，小说虽然也称张角领导的黄巾军为“贼”，这是为“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所局限，但作者的态度则友善得多。例如正史《后汉书?襄楷传》中贬张角所奉之《太平青领书》为“妖妄不经”，小说删除此语，而借神仙之口称此书是“代天宣化，普救世人”的“天书”；史书称张角之徒“转向逛惑”，以致“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小说删去“转向逛惑”四字，而写成“瘟疫流行”时“散施符水，为人治病”，所以“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总之，小说把正史对张角的贬损淡化到了最低程度，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同情倾向。 　　二、“贤相”诸葛亮和“武圣”关羽的形象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 　　《三国演义》中两个最为光辉的人物形象――被人称为“古今第一贤相”的诸葛亮和“武圣”关羽，两人均具有非常明显的道教徒色彩。 　　先说诸葛亮。他每次出场都是一副道士装扮，或“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37回）；或“沐浴斋戒，身披道衣”（第49回）；或“纶巾羽扇，身衣道袍”（第90回）；或“纶巾羽扇，身衣鹤氅，素履皂绦”（第116回），等等。其次，诸葛亮熟悉道教法术，奇异如神。如第49回写他登上七星坛祭风，是夜果然 “东南风大起”；第103回写他病危时于五丈原祈禳星辰，他让姜维“引甲兵四十九人，各执皂旗，穿皂衣，环绕帐外”，而自己“于帐中祈禳北斗”。此外，诸葛亮还会六丁六甲之法，懂缩地之术，以至于“死诸葛能走生仲达”。正如苏轼在《诸葛武侯画像赞》一文中所叹：诸葛亮“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诸葛亮的形象俨然一副道教神仙气派。 　　再说关羽。关羽名羽，字云长，本字长生，其名字即有道教意蕴――道教把“成仙”称为“羽化”，故有“羽化登仙”之说，而“长生”更是明寓道教“长生不死”之意。小说中写关羽显圣玉泉山，以及他“索命吕蒙”、“感神曹操”、“梦惊刘备”等故事，已完全将他神化了。关羽死后，更被道教奉上神坛大加祭祀，北宋徽宗年间，关羽被封“崇宁真君”，明万历年间再封“天尊关圣帝君”。“天尊”是道教遵奉的最高级别的神祗，关羽由“真君”而“帝君”而“天尊”，最终成为一位地位崇高的道教神仙。 　　三、小说充满了道教神秘色彩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天象、历数、符瑞、图纬的描写，充满着怪异和神秘色彩，这“从深层次来说，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道教思想所影响”。[2] 　　如小说开篇就描写了“青蛇蟠椅”、“雌鸡化雄”、“虹现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等灾异现象，来暗示汉末凄风惨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