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妈妈在走访130多名中国留学生之后.docVIP

一位中国妈妈在走访130多名中国留学生之后 　　把儿子送到美国读书的半年后，黎铭的焦虑达到了顶峰。 　　“中国留学生大规模挂科遭退学”“中国留学生开宝马撞人”等事件频频出现在新闻里，全职主妇黎铭的心里有压制不了的担忧：我的孩子会不会也遇到这些事儿啊？ 　　黎铭把自己的想法抛进了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家长QQ群，没想到，那些有着处长、律师或老板身份的家长，在和她分享同一种不安：他们的子女都毕业于名牌中学，每年少说也有两三百人浩浩荡荡地赴英美留学，可孩子在国外究竟怎么样，没人说得清。 　　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黎铭试图去弄清。2015年，她用180天的时间，实地走访了24所名校，接触了130多位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留学世界”。她发现：“每个留学生和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父母，都有着自己的不适和焦虑。” 　　“因为都在赶作业，没空自杀” 　　在黎铭的近百个寻访对象中，有人靠自己的努力“挣回了学费和尊严”；也有人努力融入当地环境却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再回到“中国人的圈子”；甚至有人因留学得了抑郁症。 　　计算成绩的GPA像是留学生头上的“紧箍”，而他们的生存状态，就像 “斯坦福鸭子综合征”――表面悠闲，鸭掌却在水下划得飞快。 　　焦虑，是黎铭见到宋希?h时，最直观的感受。 　　这个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就读的姑娘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不喜欢这所全美顶尖的文理学院，更不喜欢自己的状态，“感觉就像是加强版的中国高考生，每天就是学习、学习，还是学习；话题就是拿A、拿A，还是拿A。” 　　为了毕业留美，让留学“有价值”，这个姑娘选择了并不喜欢的经济学专业，每天埋头和数学课、经济课作“斗争”。“再坚持一下，或许就是海阔天空了。” 　　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圈子。刚来美国时，她曾努力和美国同学交朋友，可新鲜感一过，美国学生圈总在谈论离自己很遥远的政治和文体活动，她却感到学业压力很大，只能慢慢告别美剧、俱乐部，重新回到中国学生圈。可中国学生圈像极了国内的家长群，天天说排名论成绩，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另一所名校卡耐基梅隆大学，一个中国留学生谈起这个话题却笑了。他问黎铭，自己所在的计算机学院作业这么多、压力这么大，自杀率却很低，为什么呢？ 　　“因为都在赶作业，没空自杀。”男生冷冷地自问自答。 　　黎铭终于发现，这不是个例，而是许许多多中国留学生正在经历的真实。 　　焦虑面前，隔着大洋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也如活火山般频频爆发。一名中国妈妈因为某天没联系上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女儿，越洋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到最后，女儿的老师、同学都被“骚扰”了一整天。女孩无奈，她只是不想被父母逼得太紧。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个中国男孩，面对黎铭有一肚子委屈，他称自己现在活得压抑，都是因为被家长管得太严，到了国外就再也找不到方向。 　　黎铭忍不住想，自己走访的多是顶尖名校，“在好学校的孩子尚且压力如此大，在差一点儿的学校，会是怎样的状态？” 　　“我把孩子送出去了，回来一年能挣几十万元？” 　　中国男生小吴高考后来到爱荷华大学，在那个亚裔稀少的校园里，他的同学称呼他“chink”，这是英文中一个富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侮辱性用语，对象是华人或东亚人。 　　同学用马克笔把小吴宿舍的猫眼堵上，用安全套套住门把手…… 　　听着小吴风轻云淡的讲述，黎铭心疼得紧。 　　继续聊下去，黎铭才知道，小吴的留学充满了“随随便便的色彩”。因为小吴高考失利，父母找了留学中介随随便便就选了学校。他们的算盘打得也很响：孩子在中国没考好，出国“镀层金”，回来就能一飞冲天。 　　可直到抵达爱荷华，这个男孩才发现，那所排名较低、地理偏远的大学，并不能提供他想要的“留学生活”。之后的种种经历，他却不敢告诉父母。一年人民币几十万元的开支面前，让小吴决定“报喜不报忧”。 这种“表面的和平”维系了两年，直到小吴“忍无可忍请求转学”。 　　事实上，黎铭发现很多中国父母喜欢把留学“神化”，以为孩子出去立马就能“幡然醒悟”，或是镀一层金。她受邀到许多城市与家长交流，有些父母直勾勾地问她，我把孩子送出去了，回来一年能挣几十万元？ 　　前不久，一所加拿大中学派人到中国交流。招生主任在台上问，中国家长对学校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希望他们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台下一位中国妈妈抢下话筒，用流利的英语提问：“你能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常春藤吗？” 　　黎铭看着台上不停皱眉摇头的加拿大人，“尴尬到不行”。 　　黎铭发现，许多中国家长看重排名和资源，期待孩子“一飞冲天”，却忽视了留学的根本意义。 　　“留学不是商品，不能讲投入产出比。说到底，留学不过只是换个地方学习而已，家长不该赋予那么多意义。”她说，与其花钱把孩子培养成会说会听、却不会读不会写的‘美国式’文盲，还不如在国内好好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