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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细胞生物学家的问题与答案 　　“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对于这个世界都有一些问题想问，都想利用脑中或者手中的工具来找到答案。从这个层面来说，每个人都是一定程度的科学家。只不过科学家问的问题更根本，而且是之前从未被解答过的。”――兰迪?谢克曼 　　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1948年12月30日出生，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199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另外还有两重身份：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本名为《eLife》的开放性学术期刊主编（这本期刊2011年由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维康基金会以及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等共同资助创立）。不久前，他受“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计划的邀请访华讲学，本刊记者有机会对他进行了一次单独的专访。 　　到达北大博雅酒店大堂的时候，兰迪?谢克曼正坐在沙发上喝一杯咖啡，他的随身行李就放在身边，他说他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然后就要立刻动身去机场，赶赴成都。 　　他身材瘦小，戴一副小圆眼镜，看上去很谦和。这是我第一次采访诺贝尔奖得主，心里多少有点紧张。而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他在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上显然已经颇为熟稔，但看得出来，这样的会面对他来说仍然有些不适感――如果可以，他恐怕更愿意回到他的实验室，在显微镜下对着他的微生物世界，而不是与一个对生物学一窍不通的记者聊天。 　　他曾经在过往的采访中多次提到自己对于微观世界的这种迷恋，最早可以追溯到10岁那年父亲送给他的一台玩具显微镜：“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一个投影式的显微镜，塑料的镜头，但足以让我看到单细胞生物在里面游来游去（放在镜头下的是他从池塘里捞来的淤泥和藻类），还有一些多细胞生物在蠕动、吞噬、旋转、扭动、弹出去，弹回来……我会一直盯着它们看，好几个小时都不动……” 　　作为生命的基本单元，细胞到底是如何运作的，遵循什么样的逻辑与规则？这个问题大概从那时候开始就在他的人生里扎下了根，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生涯，都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至于方法论，他自称是一个还原论者：“我喜欢把事物拆开，一直到分子层面，研究分子如何运作。” 美国科学院院士兰迪?谢克曼 　　在加州长大，父亲又是计算机工程师，为什么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 　　谢克曼笑着说，编程多无趣啊。多年前，大学的某个暑假，他的父亲曾经给他在自己的计算机公司找了一份实习的工作，想激发他对编程的兴趣，他却只觉得索然无味，度日如年。但他热爱实验，热爱其中聪明精妙的设计、一步步深入事物的表面之下，揭示关于它们如何运作的基本原理和逻辑：“你能真的做点什么、想出点什么，发现一些别人从未发现过的基本原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即使科学家，也不是都能发现一些全新的东西的。”他说，“发现一些从来没有人知道的新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人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 　　他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詹姆斯?沃森的自传《双螺旋人生》。他读“大二”的时候，这本书刚刚出版，在《大西洋月刊》上连载，他每天都跑到图书馆借杂志，通宵阅读。不是他觉得自己能做出类似的成就，而是那么年轻的一个人（沃森当时才24岁），竟然却能以智识、直觉和努力探究自然到如此的深度，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启示，也坚定了他做一名实验科学家的决心。 　　与沃森相比，谢克曼的伟大时刻来得稍晚。那是1978年，他刚好30岁。他试图以酵母菌――我们用来发酵面包的单细胞生物――作为模型系统深入了解基因是如何调控蛋白包装与运送的整个过程的。 　　作为维持生命运转的物质基础，所有的蛋白都是在细胞内制造出来的，但有一部分蛋白必须被运送到细胞之外，比如胰岛素、生产因子以及血液中的所有蛋白。因为无法直接穿越细胞膜，这些蛋白必须被包裹在小小的“囊泡”里，由囊泡运送到细胞表面，等囊泡与细胞外膜融合后，再随之释放到细胞之外，这个过程就叫“分泌”。 美国科学家詹姆斯?罗斯曼 　　根据《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比喻，细胞内外的物流运送系统之复杂精准，不亚于一座城市高峰时期的交通状况。所有的蛋白必须在正确的时间里被运送到正确的地点，否则就会导致身体运转出现障碍，包括神经系统病变、糖尿病以及免疫系统紊乱等。 　　我向谢克曼求证这种说法，他笑着说：“也许吧，取决于城市的大小了。不过，人类细胞里有不同的交通路线，有高速公路，也有羊肠小道，分别通往不同的目的地。” 　　当时，他认为最好的研究策略是从出岔子的地方开始：先用化学方法诱导酵母菌细胞的基因突变，然后将那些分泌通道出现障碍的变异细胞分离出来，再利用标准的基因序列分析来识别与这一过程相关的关键基因。 　　“我至今记得我的学生让我去地下室，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我们分离出来的第一个突变基因，导致成千上万的囊泡在细胞里堆积，运送不出去。这是任何人从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