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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三问两会.doc
中国科学报三问两会
科报问两会之一:怎么补基础科研的短板
2016年中国的农历春节,却被美国的一则科学新闻刷了屏。引力波的发现,在中国科技界再次引发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大讨论。
更高、更快、更强,这六个字用来形容当今国际科技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能一点也不为过。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孕育兴起,加速了学科交叉、新学科涌现以及前沿探索的加速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创新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
在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如此发展态势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维度,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取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对梦想着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虽难掌控但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第一次来北京香山观光的游客,偶尔会误打误撞走进一座美丽的植物园,然后又被绿影婆娑中掩藏的各种神秘的实验室、研究中心搞得一头雾水,最后一抬头,才发现他们走进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立植物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作为我国植物基础科学的综合研究机构,建所80多年来,中科院植物所取得了许多“高大上”的科研成果,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项,其他国家级、中科院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60余项。
同时,它又是整个中科院系统内最“接地气”的研究所之一,大部分科学家不仅需要在实验室做实验,还要用脚步去丈量世界;而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农业转型发展的征程上,新的历史使命己在向这家老所招手。
2015年6月,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调研植物所工作时,也对植物所提出了新的要求。他指出,对于植物所这样历史悠久的老所,学科布局上应从发展的眼光去分析,根据国家的新需求去谋划。既要保留学科植物经典分类这类“冷门”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后继有人,也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布局新的增长点。对这一点,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植物所所长方精云十分清楚。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不仅要在国际学术界为中国树一面旗帜,还要能为亿万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服务。
“研究所会坚持基础研究、应用研发和科技基础性工作三大模块共同推进、重点发展。”方精云说,“我们要注重基础前沿研究,为中国和世界植物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加强高新植物科技的研发和推广,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农业转型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还要支持植物资源发掘、保护和利用的研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植物所的这三驾马车,会采取齐头并进互相促进的模式来运行。同时,因这场改革而催生的一些新生事物,也正在萌芽。比如,植物所与福建三安集团共建的“植物工厂”,就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植物工厂通过对植物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进行智能控制,实现植物周年连续生产,是一种技术高度密集的全新生产方式,目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有很好的前景。
“这次合作是以研发带动基础研究,通过合作共建植物工厂,进一步提升植物所在植物一环境模拟领域的装备能力和技术水准,促进我国植物工厂建设和相关基础研究的创新发展。”方精云说。作为项目的技术研发主体,植物所经过前期研发工作,在植物营养液研制、光能调节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目前,合作双方已正式启动植物工厂研究院的建设工作。
多元体系“沿途下蛋”
“在基础工业领域,我们还有一些历史欠账要还,这就决定了高校必须脚踏实地,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来支撑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高校毕竟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任,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其他可调配的资源都十分有限,必须向外借力。这就是产学研合作在当下显得无比重要的原因。”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说。
其实,企业何尝不是这样想?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可能是基础科研和应用研究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甚至在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身上,人们还依稀能够看出二者纠结过的痕迹。1999年,刘庆峰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格的科研训练中“捞出来”,就立刻一头扎入了市场中,他最初的梦想只是停留在将科大讯飞建成中国的“贝尔实验室”。
“当时我只想搞技术,把管理、市场开拓都交给别人去做。”刘庆峰承认,当时科大讯飞选择与一家公司合作,把管理、市场、资金都交给对方运作。但短短一年后,他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由于管理人员不懂技术,市场开发没有前瞻性,产品卖不出去,技术开发被市场拖着走,企业不但累也失去了主导方向。
刘庆峰意识到,从知识到“知本”的产业化之路,必须靠自己来走。也正是这个教训,让这个“理工男”从总工程师,真正蜕变成一名企业的CE0。而企业也在不断整合源头资源,持续加强合作创新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之路。
在科大讯飞成立之时,国内中文语音基础研究方面存在着固有的技术壁垒。中科院声学研究所在声学信号方面蜚声海内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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