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姻缘 风雨人生.docVIP

千里姻缘 风雨人生 　　北雁南飞又北归，寒来暑往几轮回；日月如梭飞逝去，青春变得鬓发灰。日子过得真快，我和我爱人结婚已64年了。这是怎样的64年啊！充满着幸福和温馨、风雨与坎坷。 　　回首我们的婚姻，真是缘分，又有点传奇。您想，我在北京，她在内蒙古包头市，怎么能走在一起呢？真是应了古话：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牵红线的是住我们同院的杜大爷。杜大爷那时在包头工作，每年回北京一次。1951年，他回京探亲。他对我母亲说：“我在包头的单位里，有一位姓张的同事，他有一个妹妹，今年17岁，长得很俊，性格温顺，是不是给你家老三王珍说合说合？”我那年22岁，也到了谈婚的年龄，我母亲同意，答应去包头相一相。母亲把这事和我说了，我有点犹豫，京包相隔1000多公里路，怎么个相法？其实我心里早有了一个人了。那个姑娘长得白白的，大大的眼睛，着实惹人喜欢。那是在我16岁那年，我每天上班经过一条胡同，在一个高台阶的大门外，总依门站着一个姑娘，我们二目相望，她也不回避，直到我走远了，她才进到门里。一连好多日子都是这样。是不是她对我有意思呢？我也猜不透。过了些日子，我再经过那高台阶的大门时，再也看不到那依门的姑娘了。 　　为此我郁闷了好多日子。我实在憋不住了，就把这段事和母亲说了，请母亲托人到这家打听打听，却听说人家姑娘早已名花有主了。这个消息像一瓢凉水浇到我的头顶，后悔了好几年。后来又相了两个姑娘，都没中意。那依门姑娘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我怀疑自已是不是得了相思病？ 　　自从杜大爷提亲以后，我母亲真的不辞劳苦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包头。见到了姑娘的哥哥和她的母亲，说了好多贴心话，还带回了一张姑娘的小相片。当时我看到这张相片后，真不敢相信，真的有这样神奇的事情吗？这姑娘简直就是依门姑娘的翻版！哪哪都像，莫非她俩是孪生姊妹？我迫不及待地陪母亲又去了一趟包头。谁知那姑娘并不是包头人，她的老家是河北省安国县，来包头才一年多，是来看望她哥的。而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安平县，还是邻县呢。论老乡还真沾边，我是满心喜欢。可是人家乐意不乐意呢？我大方地拜见了姑娘的母亲和姑娘本人。那姑娘只是羞涩地看了我一眼就回避了。我看那姑娘身高有1.65米左右，齐耳短发，大眼睛，比相片上还好看，脸颊白里透红，像是抹了胭脂。姑娘的母亲听说我不抽烟、不喝酒，又孝顺老人，就欣然同意了这门亲事。姑娘也同意了。我送给她一支钢笔，希望她好好学习；她送给我一块手帕。这门亲事就算定了。正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们于1952年4月6日在北京站举行了婚礼（那时我在北京站工作），北京站工会副主席、民俗画家王大观给我们主持了婚礼。婚礼办得简朴、热闹而隆重。我俩穿着新做的卡其布列宁装在光荣榜前照了相。那时还觉得挺革命、挺时髦的。随后，我爱人和丈母娘坐上披红挂绿的马车“?N?N”地回到了西城的家。 　　我们结婚后，经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过得平淡而安详。后来我调了工作，我爱人在工厂也成了党的积极分子。当我们正憧憬着美好生活时，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来了。1968年12月26日，我被打入了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专案组让我交代重大历史问题，拒不交代，死路一条。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如坠五里雾中，自知自己14周岁就参加了铁路工作，虽经过日本、国民党统治时期，却没做过反人民、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我不回家已有三四天了，我爱人急得什么似的，到单位去问，回答说是出差去了。再问才说是隔离审查，不准回家。我爱人要求见面，更是不允许。时值隆冬，地下室阴冷阴冷的，只发给我一床薄被，夜里冻得我瑟瑟发抖，多么希望家里送来一床厚棉被呀！第二天我爱人就给我送来一床干干净净的厚棉被。我抚摸着棉被，热泪流了下来。谢谢你，我的妻子！ 　　这段时间可难为了妻子。她白天要上班，晚上下班回来还要照管婆婆和孩子。之后，赶紧到单位打听我的情况，要求见面。专案组的人说我顽固不化，拒不交代问题，已转移他地。我爱人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终日以泪洗面。她在厂里，因为我被审查，她被取消了听党课的资格，不准参加游行，不能参加群众组织。她遭受如此打击，内心痛苦可想而知。一天，专案组一个叫荀义章的人来到我爱人的厂子，对我爱人说：“你爱人顽固不化，死不交代问题，成天念叨他妈和孩子，心里哪有你，你要在政治上和他划清界线，和他离婚才是唯一出路，不然就是死路一条！”我爱人一听，要她和结婚16年的丈夫离婚，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她是个弱女子，一贯听组织的话，不想，她此时却连说：“不，不！我不离婚！我相信我丈夫，他没有重大问题！” 　　婚是不能离，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可这个日子怎么过呀！那时，我大儿子15岁，二儿子12岁，老三是女孩4岁，老小是女孩才9个多月，还有年迈的老母亲。这老小都要她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