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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湘女性文学的三种文化资源 　　摘 要：湖湘女性文学特指20世纪以来在湖湘文化熏陶下的湘籍女作家的文学创作。20世纪以来，湖湘女性文学是一条璀璨的文学星河，它的繁荣，与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中各个文化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它始终处于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的不断交流之中，正是在西方文化、湖湘文化、性别文化的交融与浸润中丰富自身，最终形成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整个民族的独特个性。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湖湘女性文学的文化内涵研究》 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为12c0735 　　 　　湖湘女性文学特指20世纪以来在湖湘文化熏陶下的湘籍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湘籍女作家特指童年至青少年时期在湖南度过，受湖湘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因为童年及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的价值理念、思维模式和文化品位基本定型的时期，这一时期她所归属的某种区域的、民族的文化正潜移默化地慢慢影响并铸就了她在价值取向、心理结构和书写品味等方面的特色，使她逐渐形成与该区域、民族文化同行同构的心理定势。 　　二十世纪以来，湖湘女性文学是一条璀璨的文学星河。世纪之初，与湖南渊源颇深的女诗人秋瑾在《中国女报》第2期上发表《勉女权歌》，至此，两千多年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被挤出地表。从提倡“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五四时期至今，具有深厚湖湘文化底蕴的湖南为中国文学贡献了一代又一代女作家，她们是“纤笔一枝谁与似”的丁玲、“幽灵塔”里的反抗女神白薇、蜚声中内外的文学女兵谢冰莹、高唱青春之歌的杨沫、书写女性生命文化的叶梦、中国文坛的奇异之花残雪……湖湘女性文学始终以独特的风姿魏然屹立在中国文学之林。 　　湖湘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中各个文化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正如学者凌云岚所指出：“文学研究不是孤立地研究文学的发生发展史，而是将文学放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1]湖湘女性文学正是经历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女作家的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在本土文化、性别文化和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奔突向前。 　　一、西方文化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愈来愈扩大，“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3]这两位伟人为我们揭示了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必然。 　　 20世纪湖湘女性文学在中西文化交汇方面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是“五四”时期，二是20世纪80、90年代。 　　 五四时期，湖南的新文化运动比北京、上海等地要稍晚一点，但影响力日见强大，成为全国最有成绩、最有实效的省份。湖南较早地出现共产主义小组，随之而来的，是学堂、学会的兴起，报纸、刊物的涌现，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朱水涌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学无疑产生了广泛、持久和愈来愈渗入的影响。”[4]随着湖南报刊对译介外国文学方面的重视，各种外国文艺思潮都输入进来，向西方文学学习成为湖南文坛的历史性趋势。长沙《大公报》创刊于1915年9月，是当时湖南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五四前后，《大公报》文艺副刊刊登了大量的外国小说译作，而且将这些译作放在题作“现世思想”、“现代思想”、“新思想”的副刊中。这诚如茅盾所说，是“用文艺来鼓吹新思想”。这些译作在体裁方面，既有小说也有少量诗歌、戏剧和散文。就国别而言，有俄国、法国、英国、德国、丹麦等欧洲作家的作品，也有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作家的作品。从创作方法来看，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作品，还有现代主义的作品。另外，长沙《大公报》、《文学周刊》、《潇湘绿波》还发表过好些介绍外国文艺思潮、评介外国作家作品的文章。1921年6月底至8月中，长沙《大公报》连载了德国席勒的多幕诗剧《威廉铁儿》，并特别提醒读者：“本栏从今日起，登载黎明君译德文豪席勒所著之《威廉铁儿》剧本，请阅者注意。”同时，它又连续刊登了契诃夫的六篇小说，可见其对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视。 　　 另一方面，为了向西方学习，造就和培养学贯中西的人才，湖南当局自1898年起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私费生也跟踪而去。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三千余人，而湖南竟有八百余人之多，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开大规模女子留学日本的先风。另据谢长法统计，1906年―1911年留日女学生共计有一百零六人，湖南籍女生有十三人，占12.26%。[5]湖南的多位女作家如白薇、谢冰莹等都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这种留学经历使她们更直接地接触到外国文学，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进行创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文学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