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近，那么远.docVIP

这样近，那么远 　　由人民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已经面世。 　　这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由戴秉国前国务委员用他在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积累的经验、感悟和智慧书就，倾注了他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对乡土的赤诚之心，对外交外事从业人员以及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公众来说，是一部珍贵的教科书。 “近” 　　这部回忆录，读起来既“近”又“远”。 　　“近”的是，戴秉国前国务委员在他事业巅峰期所属的那个十年间（2003-2012）践行的和平发展原则，持续影响着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可能轻易将它从中国的肌体上抹去。 　　和平发展的外交原则，被戴秉国身体力行地落实到战略对话这个策略工具上。戴秉国用回忆录的大多数篇幅记述了他在外交部领导、国务委员任上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就朝核、台湾等问题作为中国特使穿梭各方之间的特殊经历。这些经历以大国关系、热点外交为基本框架，勾勒出中国外交在那个十年间逐步走向成熟、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印迹。 　　引用戴秉国在回忆录中最提纲挈领的话讲，就是：“通过我们与主要大国间架起的战略沟通的桥梁，增进了我们与对话方的战略互信，或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发展方向、战略意图、政策走向等的认识，或减少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疑虑，他们的‘中国观’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从而积极影响了他们国家的对华政策，推进了与对话方的战略合作，推动了重大外交难点问题的解决，维护了我国的战略和核心利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安宁与发展，改善了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政治、经济、安全、舆论环境。” 　　那个十年的中国外交，前所未有地做到了把中国自身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用世界的和平发展反哺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一价值是已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中国今后需要保持的成果、坚守的方向。 　　对于正在引领、影响或参与中国完成大国和平崛起最后冲刺的人们来说，戴秉国回忆录记录的外交史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传承。在未来道路上，无论中国变得怎样强大、自信，都需要像戴秉国在书中写道的那样，更加懂得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如何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既有利于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能在更高水平上造福于全人类”。 “远” 　　“远”的是，戴秉国的文字一路从记忆深处走来。 　　开篇第一章，戴秉国回顾了他是怎样从深山走进城市、从大学走入机关、从青涩走向成熟――“这个时期对个人毅力和品格是严峻的考验”，“对于我全面真实地了解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实际情况非常宝贵，它大大增进了我对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这样的情感对每一个服务于国家外交事业的人都是必备的前提，使我们知道每天付出的辛苦都是为了谁。 　　从1941年在贵州省印江县对马村杉木山出生，18岁那年“走出大山”，1966年进入外交部苏欧司，1973年结束在苏联长驻回国，到1995年奉调中联部，2003年回外交部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部长，2008年出任国务委员，再到“2013年3月16日下午4时零8分，我离开了中南海的办公室”，跨越72年的不仅是个人的心路历程，更有个人背后的国家历程。 　　在回忆录中，戴秉国“漫漫长路再回首”，谈了他对长期参与对苏工作的体会。这份记忆十分沉重，承认中苏两国两党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坠入“意识形态至上”的陷阱，中国正是吸取了“前面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开辟了外交工作新局面。戴秉国写道，凡事都要讲辩证法，中苏关系恶化客观上为中国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机会，在打开同西方国家关系后，又适时把改善同苏联关系提上了日程，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中国外交的大格局更符合实际、更成熟、更完善。 　　戴秉国特别提醒我们，中苏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这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国家间关系。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到，当下中国处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包括谋求与美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又何尝不是与那个时期在全力维持“大三角”平衡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谈一脉相承、异曲同工？面对当下中国外交基于国家实力变化和利益转换而必然要在不同大国对象之间产生的迟疑、困惑甚至摇摆，我们所要做的，不应是退回到某个年代，像一个身居超级大国夹缝中的弱国那样左右逢迎，而是密切结合时代特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建立自己的支轴，做大国关系的运筹者、协调者、引导者。 　　戴秉国在书中提炼：“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办外交”。他说他十分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讲话――“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