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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举行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陈云作为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坚决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为实现党的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 　　1930年9月，陈云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9月中旬，王明赴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经中央负责人商议，决定成立由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陈云是六人成员之一。1932年3月，陈云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933年1月，陈云与博古等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下旬抵达瑞金后，陈云担任苏区中央局成员、常委，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副委员长兼福利部部长。 　　中央苏区在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鼓吹共产国际提出的所谓“进攻路线”。为了在中央苏区强行贯彻这一脱离实际的路线，他们先在福建省委，继而在江西省委开展了针对毛泽东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当时，军事是主要问题，陈云对军事问题不大熟悉，博古在前往苏区的路上曾对他讲，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陈云起初对毛泽东还不很了解。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人没有从实际出发，根据地图瞎指挥，先是在进攻时搞冒险主义，后又在防御时搞保守主义，导致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在一些会议上指出，打不赢就插到敌人后面去打运动战，不能拿主力去拼。这对陈云的启发很大。后来经过多方的观察、了解，他对“左”倾错误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才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于是，遇到不大懂的问题，陈云就开始直接去向毛泽东询问，或向了解情况的人员打听。 　　1977年，陈云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我是1933年初才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所以对于红军初创时期的许多艰难困苦，并没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从许多参加过这段时期工作的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时的每一项正确的政策，哪一条不是毛主席在亲身实践中反复调查研究，费尽心血创造的啊！” 　　长征初期，陈云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有了更彻底的认识。陈云被派往董振堂和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担任全军的后卫。由于部队中的干部战士对战略转移的意图不明确，又受一些流言的影响，加上白天黑夜行军打仗，吃不好，睡不好，得不到任何补充，所以，战士思想比较混乱，开小差逃跑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保证后卫任务的完成，陈云下到陈伯钧任师长的十三师进行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逐渐减少。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行军极为缓慢。国民党当局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当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令40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博古、李德等领导人却命令部队硬攻硬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最终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面对险恶的处境，博古一筹莫展。李德几次举枪对着自己比画，好像要自杀，已经无法全面指挥红军的行动了。 　　湘江的惨败，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挨打，同以前几次反“围剿”战役形成鲜明对比，使红军干部和战士心中产生许多疑问和不满。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后开始表面化，引起部队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动。对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和怎样挽救目前的危局，高层领导人中间也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而惨痛的失利，使陈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指挥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将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着红军能够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 　　在紧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挺进。这一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同样得到了陈云的赞同。 　　此时，红五军团仍担负全军行动的后卫任务，陈云因随红五军团行动，距离中央和军委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会后，陈云、刘伯承在洪州司与博古会面。博古向他们传达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告诉他们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向黔北进军。陈云得知红军这一战略方向转变的消息，心中甚是欣慰。他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因为这一转变将使中央红军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 　　1934年底，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今草塘）时，“左”倾领导人又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主张不过乌江，二是回过头来与红二、六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