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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特区途径分析(共11563字) 一、走向市场经济新体制 凡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能够理性地稳定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更在于能够成功地驾驭转折关头所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上述结论就是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性指针。本来以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运行制度，怎么在这里也搞起了市场经济？本来是一个基本消灭收入差别的社会，怎么在这里却发生着引致待遇悬殊的分化？所以，在特区兴办的初期，“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态度”，“香港舆论界也有持怀疑态度”。但是，伟人邓小平,当他第三次重返中国的政治舞台时，当他面对“中国社会从1958年至1978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这一严酷局面的时候，及时地、准确地做出了石破天惊的判断：“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但是，要走出贫穷，鉴于偌大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惟一的途径只能是“鼓励一部分地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那么，这“一部分地区”的突破口应该在哪里呢？在哪里改革的成本可能最低，而创业的机会又可能最大？它不可能在旧体制的基地与重镇，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只能在中国计划经济的薄弱地区，只能在与世界市场经济的接轨之处。领袖的目光迅速地转向了东南沿海：“地利”的优势把“天时”的彩球抛向了深圳。在这一瞬间，邓小平选择了深圳：“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特区的英雄儿女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重托，向人民的共和国，向人民的领袖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请看深圳：深圳是全国居民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25年来GDP平均增长28%，深圳的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4位(上海、北京、广州之后)。累计完成各项税收收入4669.3亿元，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战略布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践一而再，再而三地验证着邓小平的论断：“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毫无疑问，邓小平的初衷决不是简单地立足于中国南方一个小镇的发展前景，深圳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地”而创立、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窗口”而存在的，它的“辐射”与“带动”功能要影响整个中国。所以，观察深圳，也就是在探索中国经济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解读深圳，也就是在剖析一个落后的小村镇如何跨越式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也正是深圳的光辉实践，才更加坚定了邓小平的价值判断：1992年6月他明确地说：“我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消费，影响对外贸易与出口。有了这个提法，十四大就有了一个主题[1]。”邓小平曾这样对深圳说：“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回首20年，无论是1984年的特区开创，还是1992年的性质判断，每当深圳发展的转折关头，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或者力挽狂澜、转危为安，或者一言九鼎、大辂椎轮。 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 当年，邓小平一再催促人们“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其根本原因除了“要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外，就是“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于是才引出后来的那句经典语录：“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用什么思想去指导这一战略上的“发展”呢？这就是逐渐形成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容而命名的“邓小平理论”。在这一理论中，鲜明写着“改革开放”四个大字。其路径依赖是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和资源配置。其目标是经由非暴力地、和平地改革与开放来完成全面的社会转型和经济演变，从而创造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现代化社会。而改革的实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再批判，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否定，对市场经济的理性确认；而开放的实质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再认识，对人类一切共同文明的创造性吸收。毫无疑问，一条中国现代化之路一定要显示出民族特色与反映出历史阶段性来，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说明它的民族性、地区性、国家性；我们指出“初级阶段”，又是要表示它的时代性、后进性和渐进性，没有了这两点，当然也就没有了中国现代化每一个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在知识经济、全球经济的新时代，无论这种特色“特”到什么程度，也不管这种“发展阶段”进入了哪一时期，现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质”。我们决不能以“中国特色”来拒绝由“本色”所带来的规范要求，更不能用“初级阶段”去否定本来应当实现的各种现代化进程。可见，所谓“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发展道路上，而不是“特”在发展目标上；只能“特”在具体风格上，而不能“特”在规范要求上。 我们在说明“中国特色”时，更应强调创造性地吸收人类文明“一般”，而在确认“初级阶段”时，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