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哲学的三种诠释模式.pdfVIP

· 33·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 和谐哲学的三种诠释模式 萧 诗 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有相应的哲学理论作为基础。那么，在当代中国现有的各种哲学资源 中，究竟什么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和谐哲学呢?围绕这个问题理论界已形成两种基本的诠释模式： 第一种模式依托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把和谐哲学的理论建构阐释为向中国传统智慧的复归；第二种 模式依托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把和谐哲学的理论建构解释成唯物辩证法理论重心的重新颠倒。本 文通过分析这两种诠释模式的理论误区，提出第三种新的诠释模式，把和谐哲学的理论建构归结为对 辩证法的重新理解，认为经过重新理解和正确理解的辩证哲学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和谐哲学。 模式一：回复到中国的传统智慧中去 这种诠释模式的前提是，认定我们讲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斗争 哲学，因而只适用于过去搞阶级斗争和对敌斗争，而不适合后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更不能适应现在构 建和谐社会。因此，现在既然要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新的、以和谐理念为核心价值的 哲学资源。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涌人，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增强了，再反省2O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曲折经历，于是许多学者特别是有国学 背景的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哲学，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正是那种强调统一、主张和解、提倡 和合的和谐哲学，因而也正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哲学理念。在这批学者心目 中，所谓和谐哲学的理论建构就等于向中国传统哲学的复归，清算 “五四”以来的信仰形式，重新 回到中国传统智慧中去。 这种诠释模式早在上世纪8O年代就有了苗头。那时为总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从理论上进 行拨乱反正，有人开始把目光投向长期被边缘化了的中国传统哲学，希望用主张 “阴阳调和”的中 国古代辩证法来弥补唯物辩证法片面强调 “矛盾斗争”的缺陷。9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对这一思路 作了总结和提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作了一鲜明对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 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 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冯友兰，第250—251页)这是从矛盾两重性的比重 人手，把 “斗争”与 “统一”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张岱年先生进一步 将 “和谐”与 “乖违”(冲突)作为中国哲学和文化与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区别性标志。他强调中国 文化对于人类有两个独特贡献：“一是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的 ‘天人合一’观，二是以 ‘和’为贵的 人际和谐论。”(《张岱年哲学文选》上册，第534页)在其 “新哲学”的构想中，张先生主张把 “和谐”列入辩证法的基本概念，这说明他认为辩证法里原来是没有 “和谐”这个概念的，只有 “斗 争”概念。 · 3 · 《哲学研究》2007年第1O期 不难看出，这种诠释模式基于一种中西对比，即中国文化主 “和”而西方文化主 “斗”，用 “和 谐”与 “斗争”两范畴来标识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根本区别。这种作法的合理性是十分可疑的。我们 很难用和谐与斗争来概括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正如我们很难说中国人和西方人谁比谁更好斗一样。 事实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的 “斗争性”并不比西方人和西方文化逊色；反过来说，西 方人和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的 “统一性”也不比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逊色。最滑稽的是，这种诠释模 式完全无法解释它自己最需要也最希望解释的问题，即中国最近几十年大搞斗争哲学的文化根源问 题。如果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本性就是和谐，那么中国这几十年的斗争哲学是怎么搞起来的?把原因 归咎于个别历史人物的“发动”或者某种外来思想的 “误导”，而排除中国人自身的文化基因，这肯 定是说不通的。 在这种诠释模式中，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关系被放大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不过不同于五四时 代，如今 “西方文化”里包含了 “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从西方传人中 国的，那么站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立场上，自然会把它放在西方文化的范畴内。但是这样一来，由斗争 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的内涵也就变得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