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盐业及盐政管理探讨(共5646字).docVIP

古代盐业及盐政管理探讨(共5646字) 本文 秦始皇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定郡县之制，发展经济，使盐业振兴，正如《文献通考?秦赋》记载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此间，盐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汉武帝时盐业机构逐步完善，担任盐铁丞的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前80年）修订了盐法，实行“盐铁官营”，“在产盐地区设置专门的盐业机构———盐官，盐官设于28个郡国的37处，主要分布于今渤海、黄海沿岸和西北、西南盐池、井盐地区。”[3]大兴盐业之利，推行招募民众，供给器具，令以煮盐为业，所产之盐全部收归官有。而当时在潍坊寿光、昌邑等地设立盐官，秩同县官，对盐进行专产专销，加强了对制盐的管理。 唐朝时期，首先是盐铁转运租庸使第五琦创立“榷盐法”，实行食盐专卖，即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专卖制度。这个管理制度使得国家从城市到乡村广泛设置盐官，不仅盐业官僚队伍过于庞大，而且维持这支庞大机构运转的费用也太大。官运官销，对老百姓伤害很大，表现为盐吏硬性摊派很多，胥吏强索于民，官商勾结，私盐大行其道，使盐政背离了“因民之急而税之”“，人不益税而国用足”的初衷。其次，唐代宗时期担任盐铁使的刘晏，针对第五琦的盐政弊端，又进一步改进了盐法。刘晏盐法施行的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间接专卖制或称就场专卖制，即实行“签民煎盐”，灶户入籍，并在产盐各地设置盐院，立“亭场”，专给官府煎盐。官府将税收纳入卖价，售予商人，听其远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在这种新的专卖体制中，官府撤出食盐的零售领域，食盐零售或者小额批发完全由商人去自由经营，利用商人的经验和资金来搞活流通，搞活市场。市场繁荣了，经济活跃了，国家税收有了基础，财政收入就有了保证。所以，从第五琦到刘晏的盐政改革，建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食盐专卖体系，使盐利大增。盐利收入在唐王朝财政中具有特殊地位,甚至达到了“天下之赋，盐利居其半”的地步。榷盐法的兴衰与唐王朝的国祚安危息息相关，榷盐制度对唐朝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元明清各代，盐法多变，但主要执行“引”、“票”制度。清初，盐政管理沿用明法，实行“纲法”、“引岸”之制，并采取“恤灶惠商”政策，盐业振兴，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山东潍坊的官台场划归寿光县管辖达五十一年之久，灶工增至1226人。1730年（雍正八年），青州属地靠近盐场，私盐充斥，无商承运，因此官府将盐商革除，听民领票，酌量收税，自行运销，应征课额，摊入地粮代征，称为民运票地，从此票法开始实行。票法行盐分为民运、官运票地，各有引界，不准超越界境。民运票地，税收较轻，昌邑、安邱、诸城、高密等县属于这类地区。官运票地，税额稍重，当时潍坊的寿光、临朐、益都、昌乐、潍县等县为官运票地，税额稍重。自纲法改为票法，革除了纲法盐商的专利，盐价减半，平民愿意购买票盐，私盐稍微有所收敛。1739年（乾隆三年），实行先放盐后收税的“恤灶惠商”政策，出现了产丰销畅的繁盛局面，促进了盐业的发展。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潍坊官台场滩池发展到292副，计地面积三顷三十三亩一分六厘，盐民1200余人，年产盐388350斤。其范围东自宋家岔河，西至寇家坞，南至中疃，北至海。官台场设立6垣收盐：即宋家垣在宋家岔河东北，据场署侯镇20里；郭家垣在郭家洼东，距场署20里；郑家垣在郑家庄子附近，距场署50里；原固堤场归并官台场管理的横垣，在潍县横里路庄，距场署20里；林垣在潍县林家央子，距场署30里；崔垣在潍县崔家央子，距场署40里。清中期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因官商勾结，徇私舞弊，灶穷商乏，滩荒人转，当地盐业出现了下降趋势。 除了盐制以外，古代潍坊还加强了制盐灶滩和盐场的严格管理。历代采卤制盐管理办法不一。唐代以前，场无定址，人走灶迁。宋代煎盐场址逐渐固定下来，“煮盐之地曰亭场，民为亭户，或谓灶户，户有盐丁。”[4]元代设官台、固堤场，各场煎盐，岁有定额，付给工本，盐丁按数额办盐，实行团煎法。明代前期官台、固堤场实行签民为灶，按户计丁，按丁计盐，煎盐规模及煮盐技术比前代都有提高，中后期灶赋丁税加重，盐业衰败。但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由于改革赋税，实行“摊丁入亩，丁不复税”制度，改革制盐技术，由原来的煎盐转为晒盐，允许盐滩自由买卖，使盐区出现了“是百余年、生齿日繁，元气渐复，盐价至贱，销数乃极畅而不可遏的兴盛时期”[5]。当时，官台场盐滩发展到了405副，计地543亩，每年配票46650张（每票325斤），富国场配票3865张。而到了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七年，盐场连续遭到潮灾，产盐急剧下降，灶户捐税繁重，官盐日贵，私盐日多。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各朝滩场管理日趋混乱，枭商污吏狼狈为奸，盐业生产日渐萧条。光绪年间，随着小清河的疏通，寿光羊角沟商贾云集，清政府允许商人开滩辟池，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