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国语》.ppt

第九讲 《国语》 一、《国语》的作者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国语》十三篇，左丘明撰。 ——班固《汉书·艺文志》 《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 ——王充《论衡·案书篇》 今人多认为《左传》作者的与《国语》的编者并非同一人，因为： 一、从编写体例看，《国语》不同于《左传》的编年体，而首创分国体；不像《左传》那样以记事为主，有完整的系统性、连贯性，而是以记言为主，记事仅有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彼此并无密切的联系。 二、二书记事有大量重复，而于同一事件，其人物、时间、地点往往差异，很难设想出于同一作者之手，所谓《春秋》外传之说亦难以成立。 三、从语言风格和文字特点看，《左传》全书一致，上下贯通，自成体系。《国语》各卷，风格不同。周、齐、郑之语，理论性强，颇类战国子书。《鲁语》接近后来的《礼记·檀弓》。楚、吴、越之语，讲究修辞，富于气势，近乎《战国策》。这表明，《国语》素材来源不同，写作时间不一，编者尚未作统一的加工。如果把《左传》与《国语》相同的篇章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左传》在《国语》基础上进行提炼修改的痕迹。 《国语·周语》“王孙满观秦师”： 二十四年，秦师将袭郑，过周北门。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观之，言于王曰：“秦师必有谪（谴责，惩罚）。”王曰：“何故？”对曰：“师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秦师无谪，是道废也。”是行也，秦师还，晋人败诸崤，获其三帅丙、术、视。 《晋语》“寺人勃鞮求见”： 初，献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文公逾垣，勃鞮斩其祛。及入，勃鞮求见，公辞焉，曰：“骊姬之谗，尔射余于屏内，困余于蒲城，斩余衣袪。又为惠公从余于渭滨，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杀余。余于伯楚屡困，何旧怨也？退而思之，异日见我。”对曰：“吾以君为已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事君不贰是谓臣，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臣臣，是谓明训。明训能终，民之主也。二 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恶，唯力所及，何贰之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为明王，管仲贼桓公而卒以为侯伯。乾时之役，申孙之矢集于桓钩，钩近于袪，而无怨言，佐相以终，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宽裕也？恶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实不能明训，而弃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见我，君其无悔乎！” 于是吕甥、冀芮畏逼，悔纳文公，谋作乱，将以己丑焚公宫，公出救火而遂杀之。伯楚知之，故求见公。公惧，遽出见之，曰：“岂不如女言？然是吾恶心也，吾请去之。”伯楚以吕、郤之谋告公。公惧，驲（驿马）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告之乱故。及己丑，公宫火，二子求公不获，遂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 四、从思想体系看，《国语》虽有不少地方符合儒家观念，但同时也有不少近似其他各家的思想。这种兼容并存的现象，与《左传》处处依据孔子思想及其礼义观念来判断历史人物之是非功过，显然有所不同。亦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国语》不出于左丘明。 二、《国语》的思想内容 1.《国语》是汇集西周至春秋时代各国史料的一部著作。 今本《国语》二十一卷，分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迹，其中《周语》历时最长，记事时断时续，多数是记言论政之文。《鲁语》多一事一议的小故事，并非完整的历史记录。《齐语》仅记齐桓公与管仲的几次谈话。 《晋语》最详，共九卷，起自晋武公，迄于智伯之亡，记叙成分较多，但也不连贯。《越语》仅记勾践，《吴语》仅记夫差，《楚语》仅记楚灵王、昭王二君。《郑语》只是一篇谈话。这种现象说明《国语》属于列国史料汇编性质。由于编者所掌握的史料有多有少，所以有详有略。各国的最早记录者也许不止一人，《晋语》采用晋君纪年，而且每每讳其谥号，简称“君”、“公”，有时称“来奔”、“来”，作者俨然晋国史官口气。 2.《国语》所体现的思想 《国语》所记内容，大都是编者认为值得肯定的言论和行为。全书强调和推重的基本观点是“重民”、“忠恕”、“天命”等等。其中比较可贵之处，是对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开导）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百官）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违背）。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