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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制度建设 治理“能人腐败” 王学工 “能人腐败”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态中非常现实的一道待解的难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无疑造就了无数的能人，这些能人踏着时代的节拍，以破坏规则为前提发展地方经济，所以“能人腐败”不同于一般腐败，能人在腐败过程中，往往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同情和怜悯，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谅解和容忍。特别是“明星官员”仇和的落马使得“能人”腐败问题再次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拨开“能人”腐败的虚伪面纱，揭露其贪腐实质，认清其欺骗性和危害性，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监督和管理，营造良好氛围。 一、“能人腐败“的表现形式及社会危害 （一）“能人腐败“的表现形式 相比一些“常人”、“庸人”，很多“能人”在落马前，都有着不俗的表现，顶着耀眼的光环。刘志军从一个养路工人依靠政绩一步步走上铁道部长的高位、张曙光在任期间主抓高铁引进和建设，成为中国高铁的“总设计师”、 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主政揭阳时，曾经创造过被媒体称作“欠发达地区突破重围的成功模式”、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主政宜昌近十年，为宜昌搬回全国文明城市和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两块“金字招牌”、杨卫泽、季建业都曾经是显赫一时的明星官员、仇和的执政模式更是可圈可点，而正是这些“能人”，他们在聚光灯下思想开始滑坡，信念逐步动摇，从而走上贪腐的不归路，我们可以为这些“能人”误入歧途扼腕叹息，但对其贪腐决不可宽宥，因为“能人”腐败危害可能比一般性腐败危害更大。 （二）“能人腐败“的社会危害 　　首先，“能人”腐败破坏正常的政治生态。官场“能人”一般都较有魄力，然而却独断专行，容易树立所谓的“绝对权威”，大有独霸一方之势。这样的官员一旦成为一把手，往往会破坏党内民主，搞大权独揽，听不进意见，他们肆意践踏民主集中制，目无法纪、无视规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对不顺意的人立马借事挤走，其他干部根本不敢提不同意见。如此行事，良好的政治生态被彻底破坏。 　　其次，“能人”腐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能人”官员在执政期间喜欢引进大项目、推动大工程、实现大建设，发展上讲究“快、新、超”，言语中必有为民请愿，报告中必提加快发展，如若确是言行一致倒也是人民之福，然腐败“能人”搞的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其出发点往往是为自己积累“资本”，既捞面子装门面、也捞里子中饱私囊。这些大工程、大建设、大项目很多都是快马加鞭赶出来的，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和可行性分析，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风险，更缺乏应有的监督，往往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常常是大项目大腐败。而一旦资金链断裂或是出现人员变动则项目往往烂尾，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再者，“能人”贪腐更易产生塌方式腐败。“能人”要实现其执政目标和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要大干特干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队伍、班子。要保证自己的意愿得到全面落实就必须有更多的“听话的人”，因此他们在选人、用人问题上绝对更为霸道。也更容易在主政之地结圈子，搞山头，拉帮派。于是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就成为“能人”必须经营的官场链条，而一旦落马，就会有一批干部受牵连，形成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 二、“能人腐败”的原因探析 俗话说，“猫有猫道，鼠有鼠路”。“能人”之所以成为“能人”，自有其过人之处。 “能人”为民做事当然是好事，然一旦把能力用在贪腐之上，就是国之惑、民之灾，查处这些“能人”的腐败，不仅仅是肃贪，更是对整个官场政治生态的一种重塑。我们有必要搞清楚这些曾经让人羡慕、受人敬仰的“能人”沦为了“罪人”的原因以警醒世人。 首先是“能人”缺乏道德自律。天底下，大大小小的“能人”多了去了。带领百姓战风沙、植泡桐的焦裕禄，义务植树20载、硬把荒山变林场的杨善洲，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郑培民，哪个不是“能人”？为何他们能洁身自好、干净干事、造福于民，而有的“能人”却沉溺声色犬马，与贪污腐化为伍？是前者没条件和机会吗？是制度对他们约束更严格吗？非也！说到底，“能人腐败”问题首先是出在其自身：居功自傲、私欲膨胀，信念缺失、心无敬畏，随波逐流、贪图享乐，漠视法规、挑战底线，不出事才怪呢。所以，“能人”犯错误、栽跟斗，怨不得别人。 其次是法律制度约束的缺失。小平同志曾说过，好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坏制度可以让好人做坏事。“能人腐败”问题频发，制度方面必须反思。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总体设计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缺少具体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民主”或者如前所述被虚化，或者成为“集中”的附庸。权力过于集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统一领导和高度重叠。近年来，各级“一把手”腐败的现象颇为引人瞩目，而“一把手”腐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