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交付给能看到的现实.docVIP

把自己交付给能看到的现实 　　1972年，因为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封闭的中国给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开了一扇小门，让他朝里头张望了207分钟。这207分钟的中国，笼罩在蓝、灰、黑三色之中，一片沉寂。但沉寂并不是这次张望的主题，相反它构成了那些一闪而过的人性灵光的巨大暗影：长安街上一位边打太极拳边骑自行车的老大爷，婉约如画的苏州园林，人头攒动的上海百货大楼，南京街头的素颜美人，一头被高音喇叭里的样板戏搅了酣然好梦而吓到浑身哆嗦直摇头的猪，还有那数百张被特写的人脸，天真的、紧张的、麻木的抑或害羞的。 　　安东尼奥尼说：“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也就是说，重要的或许不是急于去批判那个前现代中国严酷的现实禁忌，而是去发现作为政治结构的抽象中国背后具体的生活经验，是在一个充满罗兰?巴特所说的“砖块”的话语体系中牢牢把握住那稍纵即逝的人性闪光，是在刻意熨平“褶皱”的生活规训中仍旧能看见那一张张普通人的脸。 　　“把自己交付给能看到的现实。”这是一种观察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相信眼睛，不随意屈从大脑;相信现实，不迷信大人物与大事件。就像瑞典知名汉学家林西莉在她的中国日记《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中所描述的那样，让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件和现象退居次席，而将一个青涩的西方青年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完整地保留下来：保留下她对这个国度最初的恐惧与厌恶，也保留下她曲折的理解与认同，以及经由文字、音乐、各种有趣的人物叠加生成的对中国的爱。 瑞典汉学家林西莉与她的著作《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 　　是的，对时年29岁的瑞典姑娘林西莉来说，1961年的中国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最初跃入林西莉眼帘的正是一个乏味单调的中国：清一色的服饰，清一色的发型，没有广告，没有娱乐，随处可见各种政治标语，今天人潮如涌的故宫那时却寂静荒凉，而闻名亚洲的上海俱乐部也只剩一个孤零零的专售纪念品的小柜台，不复当年英名了。更显著的感觉则是人们的状态。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对食物和日用品的期待，“总算又开始卖东西了”。此外，更多的时刻是让林西莉这样的外国人感受到自己永远被注视着，人们静静地站着，仔细看着她，但又“装作没事儿一样，或者干脆朝别处看”。对1961年的中国人来说，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林西莉不折不扣是一个天外来客，同样，对后者来说，1961年的中国也未尝不是一个需要细细盯着看的难以理解的神奇国度。 　　这让我忆起罗兰?巴特1974年春对中国的造访。动身之前，他说自己“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而看起来又那么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但带着一大堆好奇而来的巴特，出于可想而知的原因，最终却只带回了“空无”，“什么也没有落下来”。 　　在《中国行日记》中，巴特记述了这种“空无”，和林西莉最初的感觉一样：零度的衣饰，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转瞬即逝的“性格”显露，儿童化的成人，成人化的儿童――一言以蔽之，前现代的中国是一处“权力地带”，一个没有偶遇、没有褶皱的地方，一个话语中充斥着大量“俗套”“砖块”的国度。 　　换句话说，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大抵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停滞的社会经济状态，停滞的文化，停滞的国际交流，以及停滞的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当林西莉与前现代中国相遇，与其说这是两个世界的相遇，不如说这是两种历史时差的相遇――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下，对话和理解变得如此艰难而珍贵，双方都需要以最大的努力去缩短这种差距，这种努力既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 　　而对林西莉这个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而言，恰恰是她学习的那些课程――中国文学、音乐和中国艺术――帮助她摆脱了对中国最初的不解和厌恶，最终形成了对中国的深切认同。这似乎提醒我们，在那个看似密布着无数“砖块”和“俗套”的时代，在冰封的时代表层之下，其实仍旧涌动着文化的汩汩活水。 　　例如1952年成立的古琴研究会。这家旨在调查、收集和重新编辑出版流落四地的古琴典籍的文化机构，坐落在北京护国寺街的一个静雅的四合院里。简朴静谧的宅院里，丝竹之声隐约可闻，溥雪斋、管平湖平日都在此研究、工作。迥异于院子外巨大的政治声浪，古琴研究会就像是一处与世隔绝的文化桃源，“没有一句时下政治状况的废话，从来不讲政治空话和口号”，而不论林西莉提出什么问题，这里的学者都能回答，“不管是诗词歌赋、瓷器、哲学、建筑学、音乐，还是养兰花的技巧”。 　　事实上，正是古琴研究会那些迥脱流俗、博雅温蔼的前辈学者，使此前一直处于晕眩中的林西莉感觉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中国。悠然平远的古琴之音，“更像是两位亲密的朋友在交谈或者在互诉衷肠”，“丝弦醉人的颤音直入我的内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