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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建，从农家女到女英杰 　　毛泽建，乳名菊妹子，又名达湘、日曦，是毛泽东的堂妹，也是毛泽东至亲中第一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先后担任过中共衡山县委妇女运动委员、耒阳县委妇女委员和女界联合会负责人等职，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优秀的红色湘女代表，牺牲时不满24岁。那么，是什么让毛泽建从懵懂的“农家女”成长为充满革命激情的“女英杰”呢？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环境以及人生经历、乡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情之源 　　一种情愫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毛泽建的革命之情也是如此。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的成长既需要环境，也需要机遇。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动荡的社会局势是造就湖南英雄辈出的重要原因，也促进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诞生和成长。在这种大背景下，毛泽建的革命之情首先源自家庭及亲属的影响。 　　1905年10月，毛泽建出生在湖南韶山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作为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家女子，毛泽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其父是佃农，因过度劳累英年早逝。身为长女，毛泽建从小要上山下地干活，还要跟母亲外出乞讨。然而她也是幸运的，得到了毛泽东家的关爱。1911年，毛泽建到上屋场给毛泽东父母做女儿。在这里，她不仅学到了毛泽东母亲的勤劳、善良和仁慈，也体会到了毛泽东父亲的刚硬、果敢和严厉，成长得乖巧懂事又十分坚韧。不过，对她人生轨迹有决定性意义影响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意识。他痛恨封建纲常，主张个性解放，更是倾尽一生献给了党和国家事业。毛泽建是耳闻目睹毛泽东的事迹而成长，同时也是毛泽东传递“舍小家、为大家”爱国思想的直接受众。后来，也是毛泽东将她从封建婚姻中解救出来，引导她成为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其次是乡土文化的熏陶。作为湖南人，毛泽建必然受到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敢做敢为的斗争精神等”[1]的熏陶。但对毛泽建影响最直接的是韶山的乡土文化。因为毛泽建的大部分人生也是她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是在韶山这一狭长而又幽深的山冲中度过。韶山，地处宁乡、湘乡和湘潭三县的交界处，其独特的乡土文化是外界文化与本地特殊环境相互交融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相传古代，舜帝南巡让人演奏韶乐向韶山播撒了文明，并留下了敢与进取、为民求福、死而后已的圣人品格。韶山文化自此蕴含着一种至善至美的精神，一种对生存发展的追求以及一种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到东汉，随着战争的发生，军队的来往，韶山文化添入了“尚武”的风尚，武将关羽逐渐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进入清末，受曾国藩的影响，韶山出现了从军热潮。据各姓族谱的不完全统计，韶山有上千人参加了湘军，其中光毛氏家族就有上百人。[2]到近代，韶山的尚武精神有了新的内涵，人们由最初单纯地参与战争发展到为谋求民族解放而斗争，并孕育了毛泽东这位人杰。毛泽建自幼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之下个性、特质上打上了韶山文化的印记，成为了对新社会有执着追求的、阴柔与阳刚并济的女子，后来干革命也颇具关公般的谋略和气魄。 　　再次是湖湘女校的培育。近现代史上，湖南领全国风气之先，涌现了许多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湘籍女性革命家、共产党人以及无私奉献者。形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甚多，近代湖南女性教育的发达也是其中之一。自古以来，中国男权文化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妇女无须有才能，只需顺从丈夫就行，从而更不需要受教育的权利。这无不彰显出封建主义对女性的歧视，以及男权文化对男女两性的双重价值标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激流中，尽管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原料产地以及倾销市场而存在，但也为各种民主思潮的引入提供了条件。兴女学的风尚随之应运而生。女校的兴办对传承中国文化、传播先进文化有重要作用，在促进女性素质提升的同时，也促进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解放的追求，从而使她们更易于接受革命的洗礼，成长为近代革命运动、妇女运动的先驱，比如杨开慧、向警予、何宝珍等，红色巾帼不让须眉。毛泽建也曾进入长沙“建本”和“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毛泽建不仅掌握了文化知识，实现了“农家女”到“文小姐”的转变，而且自主意识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除此之外，从“农家女”成长为“女英杰”，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生长在旧社会的中国女性，要树立革命的自我意识，形成坚定不移的革命人格是非常不易的。这需要她们突破几千年封建主义的束缚，打破世俗的枷锁，对自己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科学思考和分析，从而逐渐认识到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拥有不依附于其他人的、平等的、独立的人格。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女性要有自主性和敏锐性，面对机会敢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