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共6106字).docVIP

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共6106字) 一、民国时期的早期译介 由于我国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的唯我独尊的心态(査明建、谢天振2007:31)，外国文学直到19世纪后期才随着洋务运动被零星译入中国。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版翻译文学作品，一时间文学翻译成为文坛时尚。 (一)施尼茨勒与中国“新感觉派” 奥地利现代文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人是小说家、戏剧家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1862—1931)。五四运动爆发的同年，茅盾翻译了他的七幕独幕剧《阿那托尔》之第四幕《界石》，反响热烈。施尼茨勒被称为弗洛伊德的“重影人”(范劲2008:111)，其作品善于分析人物心理，情节大多植根于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作品充满地域特色，人物均是当时典型的维也纳形象:官员和医生、艺术家和记者、演员和生活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等，通过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勾勒出对其施加影响的社会图景。这些特点无不吸引着中国文坛，1922年《阿那托尔》全剧译文(郭绍虞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在译本序言中如此评价施尼茨勒:“好像一个弹琴的高手，琴弦虽只有几条，但经过他的弹拨，则琴音高低抑扬，变化无穷”(卫茂平2007:29)。此后施尼茨勒的作品更是成为汉译的热点，戏剧《恋爱三昧》、《绿鹦鹉》、《生的时刻》、《伴侣》、《错环舞》翻译出版，并且拓展到小说作品，如:《花》、《妇心三部曲》、《薄命的戴丽莎》、《死》、《独身者之死》、《莱森波男爵的命运》、《丽娣琪达的日记》、《苦恋》等。译者中不乏当时中国文坛的名人学者，如田汉、叶灵凤、刘大杰、陶晶孙等，但译介施尼茨勒最多最力的是施蛰存(范劲2008:112)。施蛰存是中国”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他热衷于施尼茨勒，主要是出于对深层心理分析的兴趣。这种影响不光局限于技巧方面，还包括对自我结构的客观分析。施蛰存的都市小说和施尼茨勒显示出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主人公在变迁的社会风尚和本能欲望的夹缝中挣扎的心理过程。他曾将施尼茨勒的文学情趣冠名为“薄暮情调”，而他自己笔下的人物也多数是从小城镇走向大都会的旧式女性，如《春阳》中的婵阿姨，《雾》中的素珍，《阿秀》中的阿秀(范劲2008:117)。他曾坦言自己作品成功的原因是从施尼茨勒等人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因为这“使读者感到新奇”(范劲2008:115)。施蛰存善于在人物微妙的情感波动中发现其隐秘的愿望和欲求，因而博得了“中国的心理分析作家”的称号。 (二)里尔克与中国现代新诗 “诗人中的贝多芬”(卫茂平2007:35)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也是海涅之后最有世界声望的德语诗人(余匡复2007:501)，他的诗上承浪漫派的传统，下开现代派之先河，语言的创意和思想的深蕴迄今仍未被后世诗人所企及，其“咏物诗”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情绪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极高。早在1923年《小说月报》译文《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中就提到里尔克。1924年《小说月报》对里尔克详加报道，1926年郑振铎评价他的诗“形式极秀美整齐，而有神秘的意味”(卫茂平2007:33)。里尔克的译者首推现代诗人冯至，他翻译了大量里尔克的诗歌和散文:《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豹》、《论山水》、《一个女人的命运》、《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爱的歌曲》、《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等。里尔克使冯至的视线从内心转向物，这种启发既是诗学的，也是与自我相关的。透过里尔克他发现，除了诗人内心的哀乐，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范劲2008:171)。冯至在对里尔克的接受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与诗学的沟通，变生疏为亲切，把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里尔克的诗风化为中国新诗的内在血脉，使得曾被斥为洋八股的十四行体，句句都切合中国语法，一读就感到亲切的中国气味(马永军2008:217)。冯至1942年出版的《十四行集》形式上受了里尔克《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的启发，朱自清将这部作品评价为中国新诗进入“中年期”象征(范劲2008:138)，它的成功更提高了里尔克在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象征主义诗人梁宗岱也翻译过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这村里……》，以及散文《老提摩斐之死》、《正义之歌》、《欺诈怎样到了俄国》和《听石头的人》。还有其他译者如卞之琳、吴兴华、陈敬容等。里尔克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也突出地体现于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诗人群中。里尔克帮助中国诗人获得了一种更富于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实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突出经验和知性的诗学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