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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徽社会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共10562字) 一、对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困惑与反思 与欧盟所处的困境相似，美国对公民社会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处理也争议激烈。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医疗保险法案意在保护低收入阶层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但却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反对的观点包括:强制保险条款违背市场规律，政府介入得越多，问题就会越大。中国对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处理难度更大、问题更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晚、人口多、资源少，加上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并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科学总结的基础上，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从而使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经济发展遂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一要务，也成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发展型政府特征明显。三十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但伴随经济的粗放式高速发展，引发、积累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贫富悬殊扩大、环境污染严重，普通公民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发展成果，甚至合法权益还遭受侵害，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对GDP崇拜的实用主义，以权利损害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民权利保障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影响。国外与中国在认识和处理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即权利与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类似逻辑，存在同样的左右为难的两难困境。权利与发展都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二者都需要国家资源的配置，不可避免要进行零和博弈，存在尖锐的冲突。这种现实困境有着影响深远的理论渊源。关于人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利对上个世纪60—90年代流行观点进行了总结:要实现迅速发展，必须在中短期时间内牺牲人权。由此出现了受到普遍提倡的以权利换发展的三种交换观念:需要交换、平等交换和自由交换。这也是当时的正统观念:“除非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否则发展关怀与人权关怀是相互对立的，至少是在需要交换和平等交换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及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民生保障理论并付诸实践，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渐加强对民生与社会权的保障。为此进一步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经济发展与公民权利和民生协调共进。然而从实质来看，社会权与民生保障很容易沦为“民生形象工程”。这是由于正统和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影响:经济发展决定公民权利，以及最近三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形成的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对权利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还被经济发展决定论主宰，甚至认为二者存在尖锐冲突，经济发展不可避免要付出权利牺牲的沉重代价。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经济发展对公民权利具有决定作用，先有经济发展，后有公民权利;先有蛋糕才有蛋糕分配，先做大蛋糕再分配蛋糕;把权利保障(民生保障)作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政府的负担及政府对公民的恩惠。发展因而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这些观点作为公理、原则已经不容置疑、融入国人内心深处。各国实践和理论认识之所以出现如此左右为难的尴尬困境，根本原因来自于对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片面理解，夸大经济发展对权利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发展决定论，在实践中的直接表现就是GDP挂帅。 这是从经济发展到权利的单向思维，忽视了从权利到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而实际上，二者相互关系中除了经济发展对权利的决定作用外，权利对经济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权利及其实现程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这就涉及到权利对经济发展的价值问题:权利是不是只是被经济发展决定的对象，甚至是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当然不是。权利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目的价值，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权利价值。然而由于权利仅仅作为经济发展追求的崇高、远大目标而常常被眼前的现实情势所忽视，走出当前权利与经济发展关系左右为难的尴尬困境需要发现并重视权利对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价值:工具价值。权利的工具价值是指权利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或意义。权利的目的价值受到普遍重视，但其工具价值要么被忽视 ，要么被误解为“以权利换发展”瑏瑠。那么权利对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工具价值，权利如何转换为工具价值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权利种类较多，不同权利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存在差异，同时考虑到中国主流的权利观，以及各类权利与经济发展关联程度瑏瑡，为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选择社会权瑏瑢作为研究对象，对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做尝试性研究。从社会权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正向价值关联出发，考察社会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性制度资源或资本所具有的经济发展价值，分析社会权在经济发展价值转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